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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富豪的快乐指数


     美国最富有400人的平均快乐指数为5.8,而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者的平均指数为2.9。
    
     如果让你从1到7选出一个数字,1代表“对我的生活根本不满意”,7代表“完全满意”,那么毫不奇怪被《福布斯》杂志列为美国最富有400人的平均快乐指数为5.8,而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者的平均指数为2.9。
    
    
    
     一般说来,风餐露宿的人不可能拥有烛光晚宴和绫罗绸缎,也不可能享受挥金如土的感觉。
    
     但不要这么快就妄下结论。在过去20年间断断续续的调查中人们发现,居住在寒冷的北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的快乐指数也是5.8。此外还有肯尼亚的游牧民族马赛人,他们生活在简陋肮脏的草棚内,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而快乐指数同样为5.8。而生活在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人们,对他们来说经济的一星半点改善都似乎具有重大意义,而他们的快乐指数也达到了4.6。
    
     钱能买到快乐吗?特别是当一个国家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的国家财富增长时,公民的整体快乐水平是否也会上升呢?凭直觉,你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毕竟传统经济理论显示,收入的增加可以让人们满足更多需求,而得到满足的需求,甚至欲望越多,就会感觉越快乐。而且有钱就可以有更多选择。用10美元你可以去买牛排或者热狗,而如果只有1美元,那么你只能指望冰箱里还有些开胃的小咸菜。经济学家曾说,人们的选择余地越大,快乐程度越高。
    
     但是在心理学家眼中,事情要复杂得多。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城校区的心理学教授艾德·比纳和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马钉塞利格曼深入分析了150份有关财富和快乐的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将经济指标看作幸福的近似值显然缺乏说服力。该报告即将在《公共利益心理学》刊物上发表。
    
     研究显示,在很多国家,尽管过去10年间经济产值大幅增长,但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却没有明显改善,抑郁和不信任的程度反而有所增加。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当经济的改善满足了基本的食宿需求,让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获得一份门卫的工作时,收入的确是衡量幸福的标尺。但这150份调查显示,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额外的收入将不再带来多少额外的快乐。相反,快乐是来自良好的人际关系、愉快的工作氛围、自我满足感、对生命意义的感受、以及对社会活动的参与。
    
     比纳和塞利格曼总结道,经济兴旺不足以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一方面是因为拜金主义会对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没有奢华的生活人们也同样可以感受快乐。
    
     更有趣的是,发现金钱与快乐同步变化的研究通常苦于无法解释其中的因果关系,即通常所说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认为自己现在很快乐的人,多年以后赚的钱往往比当年自称不快乐的人更多。这说明幸福感可以使生产能力、创造性和其他导致收入增加的特长不断提高,而并非(或不只是)收入的提高带来更多快乐。对自身状态满意的人也更容易结婚,并保持稳定和健康的生活状态,而这一切都可以增加人们的快乐感。钱或许不能买来快乐,但快乐可以生钱。
    
     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乍一看似乎是提升公民快乐感的明显途径。经济学家屡屡发现,总体上gdp水平越高人们的快乐程度越高。这似乎为“钱能买到快乐”的观点提供了佐证,然而它忽视了一件事情。富余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国家,尊重人权,有公平的法律体系、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以及高效廉洁的政府。所有这一切都是幸福的源泉。当你考虑到这些变量时,收入本身对快乐的影响就很微不足道了。
    
     看看全球最富有的几个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人均gdp已经增长两倍,而人们对生活的满足感(通过“你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怎样?”的调查得出)却几乎没变。日本自1958年以来人均gdp惊人增长,而国民的快乐感却一直维持原状。鹿特丹伊拉斯莫斯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鲁特·维恩霍文在对西欧的研究中也得出同样结论。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增长导致欲望膨胀。奢华的生活越来越显得平常无奇,因此抵消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心理满足。
    
     如果心理学家在政府的经济班底中也能有一席之地,那么他们一定会指出,一旦某个国家达到一定的繁荣水平,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不能换取更多快乐。相反,维恩霍文教授说,提升公民的幸福感需要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投资,增加促进自由、民主、信任和公众安全的政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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