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的古代中华文明及浩然丰富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植根于鼎盛的古代中华文明，中国的古代先哲们也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济思想。先辈们基于他们的观察，或针对他们时代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总结归纳出了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学术思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先秦时期，宗周势微，诸侯争霸，社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随着中国宗法奴隶制的解体和封建社会的逐步形成，土地制度由领主所有制变为地主所有制，私人工商业迅速发展。迅速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孕了丰富的学术思想。
太史公司马迁所撰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第一位货殖专家范蠡，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政治家。他不仅工于谋略，还有渊博、系统的经济思想，而且他本人凭借其经济智慧赢得了巨大的财富。现代经济学对于供需反应和价格变化基本机制的认识，无出范蠡“积著之理”之右：
“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则反贱，贱下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金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范蠡的“计然之术”，还试图从物质世界出发，探索经济活动水平起落波动的根据；其“待乏”原则则阐明了如何预计需求变化并做出反应。“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的论断，更是提出了国家积极调控经济的方略。
《管子》所记载的经济思想，堪称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即“理性人”假定，在《管子》中早有系统表述：“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中的“轻重”论，已经粗略地勾勒出供需均衡机制和各个市场间的一般均衡作用机制。更令人叹服的是，早在《管子》中就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货币数量论以及货币政策主张：
“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什倍。”
《管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节俭悖论”，主张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侈靡”。《管子.侈靡》中写到：“兴时化，若何？曰，莫善于侈靡”；“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比之于凯恩斯，《管子》的政策主张毫不逊色。除此而外，在财政、贸易、消费、分配等许多方面，《管子》都有不凡的观点。
再以孔孟思想为例。作为儒家文化代表的孔孟学说，蕴涵了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上至治国安邦之略，下至小组织的内部管理原则。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不停地对之进行研究、挖掘。而孔孟所倡扬的道德规范尽管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其中又何尝不是折射着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意识形态作用认识的影子呢。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维持其统治，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早在西汉时，中国在这方面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汉时，特别是汉武帝时，为开拓疆土而进行的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对封建王朝的财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汉王朝按照主持其财政经济事务达30多年的桑弘养羊的政策主张，加强了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桑弘羊承继范蠡、管子等的经济思想，巧妙地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并对盐、铁实行国家垄断经营。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而同时又做到了“民不加赋”。“平准”类似于当今的价格平准制度，即有关当局通过吞吐相应物资而保持物价稳定。“均输”的实质，在今天看来就是各地的地方当局将符合本地比较优势从而成本低廉的物品集中收购，运往高价的地区销售，所得利益充作地方财政资金的做法；同时不再要求各地劳民伤财般地对京师贡赋。均输有效地增加了地方财政实力。桑弘羊的政策实践中影响最大的是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铁冶炼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桑弘羊的成功实践被后来封建王朝视为理财典范。
嬴秦统一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属于相对稳定的封建社会。除了封建王朝更迭时期外，包括经济制度在内的方方面面，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动荡。中国土地广袤，加之得自于人口众多的技术创新优势，特别是农业技术创新优势，中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在这相对稳定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和民间的知识分子针对各自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问题，阐发相应的看法或政策主张。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积累了蔚然可观的经济学思想。其内容涉及到国家财政收支、货币管理、商品交易和市场价格管理、土地制度等诸多方面。然而，和亚当·斯密以前的西方经济思想一样，中国古典的经济思想并未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科和理论。中华文明在建树了古代的辉煌成就之后，面对外来的更加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冲击和侵略，由盛而衰。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救国、图强，中国学术界热衷的是学习、借鉴外来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并未对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