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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引发电信大变局

当小灵通走进通讯市场

  全乱了。

  人们发现,当小灵通(无线市话)2000年进入通讯市场的时候,中国通讯市场一下子热闹得像开了锅。

  先是在浙江余杭,这个只有几万人的小县城一下子有了几千小灵通的用户,而一向是移动通信老大的中国移动余杭公司几年以来也只发展了几千用户。

  接着是西安,从年初开始发展小灵通业务以来,分家后的中国电信增加了16万小灵通用户,业务量一下子上升了26%。

  接着是杭州、昆明……

  最大的新闻出现在兰州。本是同根生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在这里打起架来了,原因也是因为小灵通。兰州电信给小灵通放了一个“6”字头的局号,而兰州的中国移动公司不承认这个没有经过信息产业部批准的号码,拒绝让它进入移动网。而一向牛气的兰州电信一气之下则干脆断了整个移动网与电信固定网的联系,使几十万用户在数十小时内手机不能与固定电话联系,固定电话也不能与手机联系,造成了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

  信息产业部坐不住了。数月之内,信息产业部连下4个文件,对小灵通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甚至有点互相矛盾的判断。先是认为小灵通是落后的技术,在全国范围内要限制发展。经过调查,该部又在6月29日下文有条件地允许中国电信上小灵通。

  而在此时,已经有200多个城市的中国电信要求上小灵通的报告放到了信息产业部的案头。小灵通就像扔向一架已经趋向平衡的天平上的石头,一下子使中国的通讯市场晃了起来。

  不得不说的徐福新

  余杭电信局的徐福新是个老电信局长了。他1970年从南京邮电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就在电信系统干,当局长也已经有18年的历史。

  徐福新对电信的感情很深。哪怕在1996年他被调到浙江数字移动公司当总经理的时候,还是兼任着他十几年来一直担任的职务:余杭电信局长。这时候电信和移动分家在电信内部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他也一直在为电信寻找下一个业务增长点。

  1996年平静的一天,徐福新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日本在搞的PHS(流动市话),他的灵感来了。

  表面上看,应该说日本搞的PHS与徐福新想为电信找一个业务增长点的关系并不大。因为在日本流动市话是作为另一个移动通信来搞的,与固定电话网不相干。

  而徐福新则看到了一个新东西,他想到的是把PHS嫁接到固定电话网上。用中国电信已经比较发达的网络,前端再接上PHS的无线技术,不就成了一个建立在固定网上的小手机吗?徐福新为自己的发现激动不已。第2年,他就以邮电部中国专家研修团团长的身份到日本考察PHS项目。

  到现在还不容易说清小灵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首先它是一种无线通讯方式,但究竟它属于固定电话还是手机,谁也说不清。徐福新的想法确实很妙,如果为小灵通在中国再建一个网络,那么成本是很高的,很有可能也就搞不起来了。但是徐福新放弃了建立另一个网络的想法,而把它建在了中国电信已有的固定网上。这一方面降低了成本,一方面从一开始就为小灵通在中国通讯市场上找到了一个推广者:中国电信。只是这个想法给我们为小灵通下定义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于是我们只能说小灵通是固定电话的一个无线变种。

  小灵通在中国一直就有一个口号:用固定电话的价格打手机。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与业内人士算过小灵通与移动电话GSM之间的价格差:小灵通的通话费是3分钟0.2元,而GSM手机的价格是一分钟0.5元,这里的价差是7.5倍,再加上小灵通接来电不收费,相信同样使用的小灵通和GSM之间价差应该在10倍左右。对于腰包里有了一点钱但绝对不算丰厚的中国人来说,这10倍的价差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

  但说小灵通与GSM手机同样好使用,倒是有些夸大了。两者相比起来,小灵通有一些很难克服的缺点:首先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小灵通不能在高速运行时使用,时速达到一定值时会出现通话质量下降的现象(当然现在这个极限值已经达到了100公里以上);其次是它还实现不了漫游,出了本地就不能用了;另外小灵通的网络有时也会出现信号弱的现象,经常是要走出房门去打。

  UT来接棒了

  UT斯达康是一家由中国留美学生办的公司,主要业务都在中国。他们一直在通讯这个行业里做。在做小灵通以前,他们一直在做互联网接入设备的市场,不过所占的市场份额一直不大。

  由于他们的生产厂设在杭州,与身为余杭电信局长的徐福新很熟,所以当徐福新想做无线市话项目的时候,他们的机会来了。

  对于一般人来说,一旦坐到浙江数字移动公司老总的位置上,是很难再挪回到县级的余杭电信局长那里去的,这中间的级别相差可不小。但是徐福新解释说,他很难放弃余杭那块试验田。他对自己的定位更多的是一个通讯技术的专家而不是一个电信官员。而当徐福新把在余杭试验无线市话的方案交给UT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

  UT的副总王谦在评价那一段工作的时候,称徐福新为“小灵通之父”。

  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如果没有余杭成功的试验,小灵通不会在全国迅速推广开来,而没有徐福新这样老资格的专家说话,余杭的试验也不容易开展:一种谁也没有用过的技术,凭一个县局的局长一句话能搞起来?而在大城市搞试验则肯定要向主管部门汇报,以信息产业部后来对小灵通的态度,说不定在报告期间这个项目就被枪毙了。

  看到了小灵通商业价值的UT出动了他们的技术尖子,一支留学生和美国专家的队伍迅速建立起来。项目在余杭的试点开展很快。1998年初就开始在县城临平投放使用,同年8月开通了与余杭镇联机,9月开通了与塘栖镇的联机。到现在,覆盖18万人口的余杭县小灵通网络已经有了3万用户。徐福新说余杭移动电话的业务量在小灵通发展起来以后,就被压了下去,用户量始终在2~3万户徘徊。

  在这里还可以说说小灵通这个名字的由来。《小灵通漫游未来》是现在30岁左右年纪的人耳熟能详的一个童话,正好作者叶永烈的儿子叶舟先生在UT公司供职,于是UT把他们的无线市话项目中的那个小个子手机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小灵通。这个卡通男孩形象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人们都习惯于用小灵通这个UT产品的专用名称来称呼无线市话了。

  热闹的余杭

  UT当然不会把小灵通仅仅作为一种试验。在余杭试验的同时,他们就把触角伸向了各个角落。

  首先他们想到的资本市场,小灵通项目使他们得到了日本著名风险投资商软银孙正义的投资,同时还在纳斯达克上了市。按中兴上海第一研究所杨明所长的话来说:“接入网业务使UT站住了脚,而小灵通则让他们上了规模。”

  其次是业务,上了规模的UT把业务队伍拉向了全国各地,游说中国电信各地的公司到余杭来看一看。

  最早的客人来自肇庆电信局,这个广东省下属地级局的总工是徐福新在南邮的校友,也是老相识了。他们碰到的问题几乎是所有中国电信下属公司都碰得到的:肇庆的固定电话饱和率已经很高,要再发展用户有困难,但是省里对下属局的要求还是在不断地提高。于是他们想到余杭来看看小灵通这个不伦不类的电信新业务。

  这一看,他们动了心。尽管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不赞成,他们还是回去上了小灵通项目,业务一时大旺。到年底,他们得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表扬他们超额完成了放号和话务量任务,另一个是批评他们不服从领导,擅自上小灵通项目。

  而这个时候,余杭电信局的小楼里,尊贵的客人也出乎意料地多。徐福新说在一年时间里,他接待过泰国、哥伦比亚、台湾、日本DDI公司、越南和国家经贸部、信息产业部的高级官员。他们来的目的都是一个:看看小灵通在余杭怎么样。

  同一时期,徐福新接待的还有另一批客人,他们是:中兴的侯为贵总裁,华为、大唐电信和东方通信的高级官员。

  至此,围绕着小灵通的争论和拼杀都开始了。

  天平上的棋局

  中国通讯市场上有两种公司,除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一批运营商以外,还有华为、中兴、巨龙、大唐、UT斯达康、朗讯这样一大批的器材供应商。其中的“巨大中华”四家公司被看作是中国通讯产业民族企业的骄傲。

  不同于运营商的强大国家背景,器材供应商们有着各式各样的背景。在小灵通这个新产品冲击了中国通讯市场的平衡以后,他们与几个运营商一起,构成了错综复杂的一幅关系图。

  先说运营商,中国电信是一个由各省分公司组成的庞然大物。省公司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而地方的运营商关心的是自己的业务量和收入。小灵通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业务增长,在发展小灵通的10个月中,西安电信发展了16万用户,业务量上升了26%;而在北海的小灵通用户中每月话费从24元上升到了89元,固定电话一向的“热装冷用”现象也得到了解决。

  但是与此同时,小灵通则给移动公司的GSM手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量可能使用移动电话的用户被小灵通拉过去了。而且原有的GSM用户也有转向小灵通,两者交替使用的。西安的移动用户见面就经常问:“你现在有几杆枪?”

  对于昔日的兄弟和今天的对手,中国电信好像一下子还适应不了竞争的气氛,所以在小灵通这个事情上一直保持着低调,对小灵通没有作出过任何评价。但是中国电信集团某省的一位高层人士在对基层官员们表示态度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引用了一个伟人的话说:“凡是对手反对的,我们就要坚持。”

  可是中国电信各省的小兄弟们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严峻的事实也不容他们客气。电信业内人士估计的数据是,小灵通所到之处,移动和联通的业务收入要下降30~40%。对于在海外上市的移动和联通来说,这种打击不可谓不大。于是他们的意见就不断反映到高层,主要的理由是小灵通是日本已经在淘汰的技术,而且引进以后打乱了中国通讯市场的秩序。

  高层的想法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他们对于小灵通的看法显然也不是那么好。据说因为国内最早引进的是日本的第一代技术,在信息产业部有高层人士介入的昆明项目中,缺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另外从国企改革的战略来看,如果先行上市的联通和移动表现不好,将会妨碍后续公司的上市。这两种想法合在一起,使信息产业部对小灵通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好了。但小灵通项目对中国电信的利益却是十分重要,除了带来业务收入和业务量的上升外,还有3个理由:首先是中国电信自己也要考虑上市。而国外对通讯公司的计算是,一个客户价值2000美元,因此小灵通带来的业务量上升对于中国电信有着双重的意义;其次,中国电信一直想进入第三代移动通讯的竞争,而小灵通业务的开展,对于中国电信将来的第三代移动通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有电信人士指出:如果小灵通业务开展得很大,那么将来中国电信可以采用赠机的方式,把小灵通的用户“平滑地”转成第三代手机用户;另外,由于与移动业务的分家,中国电信内部气氛一直比较沉闷,电信也一直希望有一个兴奋点来刺激一下士气,而小灵通做到了这一点。凡是上这个项目的地方,电信员工普遍比较兴奋,这也是电信所乐于见到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小灵通这个项目的出现,实际上把中国电信也拉入移动通信的战争行列,而且大大加剧了战斗的激烈程度。

  中兴的困惑

  中国的通讯器材供应商们都是一些巨头,而这些巨头们的老总之所以频频出现在余杭这个小地方绝不会是普通的拜访,这意味着他们都看到了小灵通的潜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会采取行动。在大唐、华为和中兴这3家到过余杭的巨头中,只有中兴真正投入了小灵通的市场。它投入这个市场的理由是,虽然政策上有风险,但是这个项目一旦起来,对中兴的意义将会不小于他们的传统交换机业务。中兴的投入是巨大的,为小灵通项目他们光研制人员就投入了300人之多。他们的雄心是要实现关键设备——小灵通发射基站的国产化。

  但是其他企业不投入这一市场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政策变化太大了。1999年10月,有关小灵通的第一个文件说是全部暂停小灵通业务在中国的开展。而在此时中兴正好完成了对整个小灵通的研制工作,找好了自己的试点局。今年5月,中国电信集团又下文暂停小灵通的试验以便信息产业部进行调研,而此时中兴的小灵通基站国产化工作正进行到一半。到了6月29日,信息产业部下文正式同意在中小城市可以上小灵通项目,这个时候中兴的基站国产化已经接近了尾声,中兴的无线市话签约也形成了一个高潮:仅仅8月1日到10日,签约金额就达到了3亿。

  据说信息产业部最近又在拟定文件,对小灵通实行“四个不”:建设不给批文、不给频率、信息产业部不批准、6月29日以后签订的合同要作废。起因据说是因为联通的一封告状信。

  文件到现在还没有下来,小灵通已预感到新一轮波折就要开始了。

  不过对于器材供应商中兴来说,值得欣慰的是在器材市场上,它的上升势头是强劲的。原来,UT公司一直在这个市场是唯一的开垦者,在目前已经开通小灵通的100多个城市中UT占了60多个。但UT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它的基站一直是日本进口的,占到了设备价值的很大一部分。

  徐福新对记者说,他已经告诫UT公司:如果再不搞设备国产化,那么中兴将会很快占领未来的大部分市场。因为进口器材和国产化后的器材价格是无法竞争的。一台比手提电脑小得多的基站,日本的价格要1.8万元人民币。中兴虽没有公开它的价格,但肯定要比日本产品便宜得多。

  日本?日本!

  在有关小灵通的争论中,日本的无线市话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小灵通的反对力量中有一个重要的声音是日本的PHS已经是被淘汰的项目,而且在日本经营这个项目的公司效益也不好。

  中兴通讯在上小灵通项目前肯定也是听到了这种声音,所以他们为此花了数百万元到日本做了一个考察。最近还有一个副总专门去日本进行考察,他们带来了日本PHS发展的详细消息。

  日本通讯行业最大的两家公司是NTT和DDI。从经营情况来看,NTT比DDI要强很多,而DDI正是想借助PHS来打败NTT。但是前几年DDI公司确实在这个项目上陷入困境。因为它在这个项目上投入很大,试图单独建立全国性的网络,做第二移动(这与中国是不同的),在销售政策上采取一日元售机的政策。而这两条给它的经营带来了沉重的包袱。

  另外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PHS和GSM手机通话费价格为每分钟40日元对90日元,比中国的差距要小得多。

  但是现在DDI公司也走出了困境,它现在把销售重点放到了PHS的数据优势上。相比现在炒得热火朝天的GSM手机无线上网,事实上PHS倒是有很大的优势。上网速率GSM手机为9.6K,固定电话的速率是56K,而PHS的速率可以达到64K甚至128K(中国的小灵通也可以做到)。而在上网人数众多的日本,这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提价问题和电信的账本

  中兴在北海电信局的大账是这样的:整个建设费用最后摊到一条小灵通线路上是1400元,初装费收回500元,前面提到的每个用户每月话费是90元,10个月就是900元。由于小灵通建立在电信固定网上,维护费用相对很低,北海局估计,一年到一年半他们可以收回最初投资在2万条小灵通线路上的所有投资。

  而由于采用了第三代的基站技术,小灵通的通话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兴的杨明提到,他们在日本的高速公路上拉着一车电信专家,把小灵通接到大巴的喇叭上,车速到110公里的时候,小灵通也没有掉话。

  有了这样的大账,移动和联通最近提出来的小灵通提价问题当然不会得到电信的回应。电信的说法是,无论是中国电信自己,还是信息产业部6月29日的文件都指出,小灵通是固定电话的一种延伸和补充,既然是这样一个性质,为什么还要把小灵通的价格从固定电话里分离出来,单独列一个价呢?

  中国电信在这里还很少见地提到了用户的利益。电信人士指出:事实上中国老百姓中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对于GSM手机的消费是买得起而用不起,而小灵通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部分老百姓的要求。如果要说靠拢,应该是GSM手机通话价格向小灵通靠拢,而不是反过来。

  用户的利益在哪里?

  作为长期在产业垄断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要具有市场经济的意识都没有那么容易。前面提到的兰州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发以后,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告诉记者:“这就是典型的垄断意识在作怪。”

  中兴主管无线市话项目的副总对记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同在一条街上的两个饭馆,一个起了新灶,另外一家看得不舒服,邀了一伙人把灶给拆了,而那家店的人更厉害,干脆把对手的房也给点了。这样是做生意的方式吗?”

  竞争是个好东西,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小灵通项目的好坏,只看它把中国移动和联通急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一件好事。市场竞争的意识就是这样培育起来的。小灵通项目实际上是给了移动用户一个便宜的选择。从小灵通放号时各个城市的排队现象来看,这种选择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只有竞争了,垄断的老大们才会明白,原来客户是那样的宝贵,他们的利益是不好随便看待的。

  其实移动和联通从小灵通的发展中也是得到收益的,他们的收益可能会体现在将来。而从他们现在的行动来看,这种收益还没有完全得到。因为在小灵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所做的除了告状还是告状。也许小灵通可以通过告状被取消,他们的垄断利益也可以得到维持,中国移动还可以凭借这种地位在海外继续它的“股王”形象。但是他们也应该知道,中国离WTO的距离已经是越来越近了,进入WTO以后,当外国公司也用类似的方法与他们展开竞争的时候,这状往哪里告呢?

  背 景:既然小灵通造成了这么大的冲击波,我们就不得不看看通讯市场原来的格局。

  中国的通讯市场真正发展起来也不过十几年时间,在经过开始时人们的装电话热以后,却发现通讯成了一个垄断性很强的部门。为了打破垄断,国家花了很大力气,把原来统一的中国电信一切为四,其中最大的举措就是把中国电信中经营移动电话的部门分出来,专门成为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又上了市。而后又给与中国电信竞争的中国联通以很大的支持,不但允许他们搞全系列的通讯业务,而且也同意他们在海外上市。

  经过这样大的动作以后,由原来大一统的中国电信分出来的中国电信只经营固定电话,而中国移动则经营国际上称为第二代移动通信的GSM网。虽然一切为四和联通的海外上市给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由于基础雄厚,一时间倒也十分平静。有一个国外的评论者说:“(原来的)中国电信就好像一长截香肠,虽然被切成了四段,但它们还是香肠。”

  但是一旦分开,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之间毕竟不是一家人了,当然也就会有不同的滋味。电信人士说,由于中国移动是新成立的公司,人员比较年轻,也不负担中国电信原来遗留下来的人员负担,可以说是轻装上阵,而同时GSM的经营又是目前十分看好的。因此中国移动日子实际上比中国电信要好过得多,这从在海外上市的股价上也看得出来。中国移动在香港上市以后,股价一路上扬。最高达到过70港元一股,一度成为香港股市市值最大的公司。而中国电信由于只经营被开发了很久的固定网,业务的进一步开拓和业务量的增长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固定网还有一个赔钱的买卖,就是成本较高而又不能带来多少业务量的农村电话网的建设任务。因此中国电信的日子相对就会不好过一些。他们有急切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的冲动。

  (原文发表于《南风窗》2000年第11期,总第1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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