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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想2013

对于许多公司而言,创造了过去20年经济奇迹的中国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当赌注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下一步决策需要的不是运气,而是把握变化的各种可能

  还记得那个秘鲁印第安人的故事吗?当他们看见西班牙入侵者的航船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他们认为是气候反常,然后继续种玉米唱歌朝拜国王,因为在这个民族有限的经验里根本没有航船的概念。因为假定一切事物变化都是连续的,他们对不适应的东西视而不见,结果让灾难轻易降临。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实,大多数人在面对不确知的未来世界时,并非总是理性。他们倾向于以偏概全,并且囿于过去经验和可利用信息的限制,常常偏离经济学所设定的最优行为模式。

  这种盲目与偏执在人们对于未来中国的看法上表露无遗。乐观者相信,这个国家将在未来10-15年内,持续保持GDP7-8%以上的增长,并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主张“中国崩溃论”的人认为,政府无力解决金融危机、国有企业和失业三大问题,中国很快将要坠入深渊。

  显然,任何一个理性的商业决策都不可能依循这样的极端预言。而且关键并不在于更好或者更坏,而在于我们是否预料到了未来的各种可能,和对每种可能都做好了相应准备。

  请注意,过去的成功不是一意孤行的理由。对于中国这个自己和对手都投资了数亿、数十亿甚至百亿美元资源的地方,这个全球增长最迅速的市场和制造中心,如果没有自己的清晰战略,那么贵公司必将成为别人战略的一部分。

  幸运的是,我们无须再“盲人摸象”。过去40年来,管理学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发展了一种有效的商业预测工具:情景规划(Scenario Planning)。情景规划不是神秘的占卜术,相反,它是一连串基于逻辑和事实的理性推演。我们需要预计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景,包括未来的市场、价值取向、技术发展方向和政府政策、公司组织形态等等进行推测和思考,然后根据这些不同的可能性进行决策。

  一个好的情景规划应该能够找出那些人们容易做出错误判断假设的领域,而对这些领域的判断一旦错误,往往导致严重后果。

  在过去半年中,我们广泛采集梳理了在中国打拼多年的跨国公司高管、资深顾问和专业学者们的真知灼见。以下所谈论的是“明日”的热门话题,是在未来10年可能生死攸关的挑战。 

  人力

  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将是人才短缺。由于竞争激烈,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将供不应求。企业不得不付出更高的雇佣成本。

  在华跨国公司的人员构成将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专业人员将占更大比例,公司需要大量充分了解中国现状的专业人士,比如研发设计人员、法律顾问、财务人员、质管人员、市场营销人员和培训师等, 

  官方数字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的平均工资增幅逾四倍。中国经济越成功,以及人民币升值可能性越大,其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越快。跨国公司在华的总员工数将不会再有大幅增加,甚至可能削减部分制造工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考虑成本问题,可能将自己的生产外包给中国公司。

  跨国公司必须强化现有的企业文化,提供有吸引力的学习和培训计划,留住人才,改变目前过高的外企员工流失率。中国1970年代后期出生的年轻人和前辈们比,有明显不同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倾向,对企业缺乏忠诚度。

  毫无疑问,中国面临着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但在未来10年,就业压力的现实性显然要远远大于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跨国公司如果继续保持着在养老保险等方面的优势,将更有利于吸引人才。同时,消费品和医疗保健以及保险公司有必要开发针对越来越多的“银发一族”的产品和服务。



  金融

  中国目前的市场规模仍然远远小于美国,但吸引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美国。投资过度将造成市场产能过剩,供过于求,引发持续通缩。

  在2008年以前,人民币将实现资本账户下的流通,外商直接投资逐步减少。跨国公司将希望在华的投资子公司能够利用当地资金而不是外来追加投资自行运转。一部分跨国公司将选择在国内上市,以实现真正的本地化。

  中国目前的金融机构状况比1998年时更加恶劣,而同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却更加紧密。任何外来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中国爆发一场中等规模的金融危机。即便政府下定决心解决3.4万亿不良贷款的问题,也将付出沉重代价。中国能够从这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或者独立解决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这对金融业跨国公司来说是个机会。

  外资银行机构将在2010年左右占据10%的市场份额。

  跨国公司很快就会发现,中国到处是“热钱”涌动。新兴企业最需要的不是资本,而是新的商业模式,需要KNOW-HOW。

  任何策略的拟定一定要假设未来人民币的开放和波动。很快在华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将需要懂得怎样管理外汇的风险。

  强势人民币将令进口价格下跌,从外国大量进口货品的中国公司将可减省成本,以外币计算的债项将变相收缩,减轻政府及企业还债负担,外国资产变相贬值,有利中国企业扩充海外业务。但不利因素是中国出口产品(包括玩具、纺织品及电脑零件等)价格升高,国际竞争力下降,进口农产品价格下跌,威胁农民生计(内地现有八亿农村人口)。 

  市场

  中国市场的竞争将超过其他任何国家。从手机、汽车等市场的趋势可以看出,中国市场从启动到爆炸性成长再到过剩的时间非常短,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必须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及时“卡位”。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给跨国公司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商机。但这两项盛会结束后,中国还能继续制造强劲需求吗?一些日本企业把投资回报期定在2008年或者2010年,这被命名为“撤退战略”。

  中国市场充斥着矛盾性。城市里的年轻消费者对未来充满信心,乐于贷款消费。中国的轿车产量连续两年以翻番的速度成长。预计到2010年,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的汽车市场。但三十岁以上的中国国民以节俭著称。

  在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方面明显呈长期价格下降趋势。价格主导成本而非成本主导价格。跨国公司未来希望在中国立足,必须重新改进自己的作业流程。从顾客愿意支付的价格出发,回溯到最初的设计阶段来决定产品的成本。但人们为愿意为更新知识和良好服务支付更多的钱。这恰好是跨国公司所擅长的。

  随着人们接受更多的信息和流动性的增加,长期的品牌忠诚更加难得。人们的联系更加暂时化。拓展品牌的企图,可能只是削弱品牌。信息是易腐烂的,品牌忠诚不断被打折。

  大城市外市场未来收入的增长将会超过城市。跨国公司迟早会从他们的滩头阵地迈出,把触角伸向小城镇和农村广阔的大市场。一旦这些先行者遇到复杂的消费者、新的对手、幼稚的分销体制、分散的分销渠道,以及令人绝望的数据和信息匮乏,那他们还需要多少经营模式呢?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解决市场问题没有万应的良方。企业必须按照消费者特色量身订做产品、分销、广告和推广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城市都必须采用一套独特的经营模式。



  政府

  未来10年领导中国的将是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他们通过成功领导对SARS的防治,赢得了透明开放、行动果断和关心民生的好形象。

  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与其前辈不同。首先,他们是中共历来领导层平均年龄最低的,大多50多岁,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这使他们的世界观和对中国的未来所做的设想中更少“革命”色彩,而更易支持推行经济改革;其次,第四代领导人也是学历水平最高的一代,大多为工科背景,从事过基层工作,对中国底层问题有相当了解。在领导风格上,他们不像以前的领导人那样行事高调、具有个人魅力,而是更务实、低调。

  新一代领导阶层必然会加大政治改革力度。而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非政府组织迅速崛起、人民民主意识日益觉醒、各地方积极实践民主选举、律师行业规模性扩张、媒体商业化等因素也促使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加大政治民主改革力度。

  但新政府将对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表现出的力量持警惕态度。对跨国公司的国民待遇问题和反倾销反垄断调查将成为政府关注的要点。

  社会

  新一届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发展中的社会失衡问题。政府有可能以牺牲一定的发展速度来确保社会稳定。

  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在北京,收入排序前20%居民的收入和后20%居民的收入相差7倍。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目前中国城市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四,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三。

  地区间的差异加大。仔细检查外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情况,截至2001年底,大陆累计利用外资总额为3951亿美元。然而,将近4000亿美元的外资,事实上,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几个沿海省分。

  跨国公司不能继续把目标盯在一小部分高收入特权或精英阶层,而把大多数低收入阶层置之脑后,这可能造成社会风险。以及对跨国公司的民族仇视。如果你到穷人中去,你增加了风险,如果你不去,即便你在家里面,也会增加风险。中国将对进入中西部的跨国公司提供更多的优惠。

  失业问题严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2002年增长了8%,成为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一个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率却也呈现上升势头,2002年中国有1000万人进入就业市场,但非农就业岗位总共只增加了840万。到2005年,中国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国际警戒线,达到14%。

  政府将更多的支持创建并发展更多的小企业和私营企业,特别是在服务领域。在其他国家,大部分就业机会都是由这类公司创造的。



  能源

  中国已经成为石油的纯进口国。预计即使需求按下限估计,石油产量按上限估计,我国石油进口量到 2005 年也将达到 8000 万吨,2010 年达到 1.26 亿吨,2020 年将增至 2.05 亿吨,对国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将分别达到 32.65%、 42.56% 和 53.94%。

  但中国进口能源的主要来源是中东、中亚和北非及东南亚地区,这些地方的政治都很复杂。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确保能源供应的稳定。因此很可能出现因为能源供给问题,造成高通货膨胀、经济发展放缓的局面。

  与能源消耗相关还有环境问题。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随着中国进一步成为“轮子上的国家”,和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中国对工业品和能源的需求也在大幅上升。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而不污染生态环境。

  跨国公司将被要求在环保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提供最先进最清洁的技术,以帮助中国减少污染。

  竞合

  跨国公司必须学会和中国公司结盟,向他们学习。后者可能会掌握以更便宜的手段生产高价值产品的本领。这对于哪些傲慢的跨国公司是个威胁,类似的价格他们根本无法承受。比如盗版,知识产权,在软件产品、药品等方面,跨国公司必须学习他们如何管理研究与发展,在劳动力和资产之间分配资源,用极少的钱建设基础设施。

  并购不会大面积爆发。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合资企业、外包安排和战略联盟。跨国公司将挑选那些能够提供独特价值的中方企业作为合作伙伴。适当地转让技术。

  管理的疆界和国家的疆界将不再吻合。为中国特殊国情设计的结构将让位于全球一体化的结构,在中国的中心将为全球业务提供支持。将中国视为一个巨大市场意味着当地化经营,将中国视为全球供应中枢意味着研发、设计、制造、采购等各项任务都是以全球性观点来组织,超越了国界限制。

  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将承担更大的业务决定权力。各业务单位的领导有必要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加强协同效应。

  跨国公司需要考虑的还有,中国已经被视为全球供应链的中枢之一,当供应链被突然打断的时候,有没有及时的替代,这意味着创造冗余。因此必须重新结构成本和利润。

  今天和未来成功的公司将是能够满足多样性的本地需要、提高全球效率和加快创新与全球范围学习速度的公司。运用这些技能的公司才符合跨国公司所具有的不断演进的特色。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资源配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跨国公司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建立适应每一个地区市场的经营模式,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职责明确的沟通、后勤供应、有效的流程和策略是关键所在。

  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拟定一个所谓的“五年计划”已经没有意义。跨国公司要建立一系列灵活的短期策略,当然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和愿景使之成为可能,即便在最坏的情况下。

  原载:《环球企业家》十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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