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我们没有误导中国改革
编者按
2005年，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睿智，他们果敢。他们洞察民生，他们影响国计。他们利用自身的地位、学识、权力和影响力，在推动中国深入变革的道路上不遗余力。于是，他们被《第一财经日报》推选为“2005年度思想者”。
作为一份致力于成为有思想、有洞见的新主流报纸，我们坚持摒弃浮华，选择与思想者同行，做有思想的新闻。2006年，我们依然将不断期待、不断接近所有有思想的人。
无论是官员、学者、学生还是记者，大家都喜欢尊称他为“吴老”。2001年的“两会”因为有吴敬琏与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等五位经济学家的“过招”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年，他抛出的“股市赌场论”一石激起千层浪；2004年，吴敬琏与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时是否有“国退民进”的侵吞国有资产行为，更是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产权辩论；2005年，吴敬琏再次呼吁，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
可以说，作为中国经济学届泰斗级人物，吴敬琏一直处在经济学界的风口浪尖。
“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
2005年10月份，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他更言“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两个月后，吴敬琏在面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询问时疾呼：“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凭什么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是不对的。”
丁学良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丁学良说。
其实，并没有人真正地定义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哪些人，只是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吴敬琏必然属于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员。以至于在记者询问时，吴敬琏要反过来质问记者：“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就算吗？”
显然，在吴敬琏看来，常常在媒体上露脸、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等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真才实学却滥竽充数的是南郭先生。可是，从丁学良教授的“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到梁小民教授说的“中国没有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家屡屡遭到质疑的时候，吴敬琏也感到困惑了。
因为在吴敬琏眼中，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崛起以及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这些被全世界瞩目的成就，是和在中国潜心研究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吴敬琏大声疾呼。
不久前有一个活动，由15家财经传媒老总从32名中国经济学家中选出他们心目中认同度最高的人，吴敬琏以13票登上榜首。可以说，他又一次在经济学家与公众和传媒的博弈中胜出。
旗帜鲜明反对“贱卖论”
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是由吴敬琏的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创办经营的，有着执业律师资格和生意头脑的母亲邓季惺，把最初只有一个不到十人的编辑部、甚至没有自己的印刷设备的《新民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严整有序的股份有限公司，《新民报》也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
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母亲卓越的经商本领并没有让吴敬琏成为商人，反倒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吴敬琏从小就喜欢读书学习。他曾经说过他更喜欢工科，只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怕身体支持不下而改学经济学。
在复旦上大学时，吴敬琏参加了几个社团，其中一个就是古典音乐欣赏。他回忆起当年搞活动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油印的歌谱，很快地熟悉了旋律和主题，由此他喜欢上了莫扎特的音乐，这个爱好伴随了他几十年。
每次有吴敬琏参加的会议场合，他总是人气最旺的嘉宾，对于记者的围追堵截，他早已习惯，而每次也都会尽量停下脚步，解答记者的问题。尽管喜爱音乐，他也不能接受媒体对他像对待歌星一样的蜂拥现象。
“经济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况且，经济学家是做科学研究的，不能像歌星那样炒作，我不喜欢这样。大家关注经济学家没错，这是因为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关注的方式不能和关注歌星一样。”吴敬琏坦诚地对本报记者说。
“做事情要踏实。”这是吴敬琏的原则。而对国计民生的关注，让吴敬琏反感学术界的“忽悠”氛围，以至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此前纷纷扰扰的国有银行“贱卖论”，他直言不讳地说：“别再忽悠银行‘贱卖论’了。”
“忽悠”一词体现了吴老的幽默，而针对他反对的方面，他往往都是一针见血。“建行的上市已经充分证明了‘贱卖论’的不成立。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到国有银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贱卖不贱卖，市场早有评价。”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贱卖论”，认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不过，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
普及9年义务教育不能再等了
呼吁大家警惕忽悠银行“贱卖论”的人，不由让人回忆起在2001年吴敬琏发表了著名的“股市赌场论”，并形成了经济学界关于股市的大争论。之后，中国股市进入了4年多的漫长熊市，投资者对吴敬琏有各种指责。那一次，吴敬琏也发出了“警惕”的呼声。
吴敬琏是引用了捷克诗人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诗来回应人们的误解的：“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名字总是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而对百姓的关注，使他总是会及时地表达内心深处的声音。
去年11月份，哈尔滨惊爆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事件，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央有关部门陆续介入事件调查后，事件的真相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接受本报记者记者采访时，吴敬琏除了对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表示了忧虑外，更是直指天价医疗费“行同诈骗”。
吴敬琏眼中，医疗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行业，需要靠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正在进行的普通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市场只有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是各国都做过了试验的。”
吴敬琏直言不讳地说：“550万元医疗费，因为数字庞大而容易看得出问题来，可是老百姓如果花了5万元怎么办？谁来判断这个医疗费是否高了？老百姓又如何知道哪个药是否有效，哪个药的成本是多少？”
吴敬琏呼吁贫困弱势群体的医疗费应该由政府解决。除了医疗，吴敬琏还为老百姓的教育，尤其是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感到忧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普及9年义务教育这项任务不能再等那么久了，这么一点钱，少盖点楼，少修建几个场所就够了。”
已经75岁高龄的吴敬琏，自言自己常常是在“强打精神”，因为长期的胃病和睡眠中呼吸暂停等情况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健康。而他仍然时常活跃于对热点话题的讨论中，活跃于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百姓利益的献计献策中。这背后，是他坚强的精神在起作用。（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2005年，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睿智，他们果敢。他们洞察民生，他们影响国计。他们利用自身的地位、学识、权力和影响力，在推动中国深入变革的道路上不遗余力。于是，他们被《第一财经日报》推选为“2005年度思想者”。
作为一份致力于成为有思想、有洞见的新主流报纸，我们坚持摒弃浮华，选择与思想者同行，做有思想的新闻。2006年，我们依然将不断期待、不断接近所有有思想的人。
无论是官员、学者、学生还是记者，大家都喜欢尊称他为“吴老”。2001年的“两会”因为有吴敬琏与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等五位经济学家的“过招”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年，他抛出的“股市赌场论”一石激起千层浪；2004年，吴敬琏与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时是否有“国退民进”的侵吞国有资产行为，更是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产权辩论；2005年，吴敬琏再次呼吁，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
可以说，作为中国经济学届泰斗级人物，吴敬琏一直处在经济学界的风口浪尖。
“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
2005年10月份，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他更言“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两个月后，吴敬琏在面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询问时疾呼：“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凭什么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是不对的。”
丁学良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丁学良说。
其实，并没有人真正地定义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哪些人，只是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吴敬琏必然属于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员。以至于在记者询问时，吴敬琏要反过来质问记者：“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就算吗？”
显然，在吴敬琏看来，常常在媒体上露脸、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等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真才实学却滥竽充数的是南郭先生。可是，从丁学良教授的“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到梁小民教授说的“中国没有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家屡屡遭到质疑的时候，吴敬琏也感到困惑了。
因为在吴敬琏眼中，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崛起以及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这些被全世界瞩目的成就，是和在中国潜心研究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吴敬琏大声疾呼。
不久前有一个活动，由15家财经传媒老总从32名中国经济学家中选出他们心目中认同度最高的人，吴敬琏以13票登上榜首。可以说，他又一次在经济学家与公众和传媒的博弈中胜出。
旗帜鲜明反对“贱卖论”
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是由吴敬琏的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创办经营的，有着执业律师资格和生意头脑的母亲邓季惺，把最初只有一个不到十人的编辑部、甚至没有自己的印刷设备的《新民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严整有序的股份有限公司，《新民报》也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
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母亲卓越的经商本领并没有让吴敬琏成为商人，反倒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吴敬琏从小就喜欢读书学习。他曾经说过他更喜欢工科，只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怕身体支持不下而改学经济学。
在复旦上大学时，吴敬琏参加了几个社团，其中一个就是古典音乐欣赏。他回忆起当年搞活动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油印的歌谱，很快地熟悉了旋律和主题，由此他喜欢上了莫扎特的音乐，这个爱好伴随了他几十年。
每次有吴敬琏参加的会议场合，他总是人气最旺的嘉宾，对于记者的围追堵截，他早已习惯，而每次也都会尽量停下脚步，解答记者的问题。尽管喜爱音乐，他也不能接受媒体对他像对待歌星一样的蜂拥现象。
“经济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况且，经济学家是做科学研究的，不能像歌星那样炒作，我不喜欢这样。大家关注经济学家没错，这是因为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关注的方式不能和关注歌星一样。”吴敬琏坦诚地对本报记者说。
“做事情要踏实。”这是吴敬琏的原则。而对国计民生的关注，让吴敬琏反感学术界的“忽悠”氛围，以至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此前纷纷扰扰的国有银行“贱卖论”，他直言不讳地说：“别再忽悠银行‘贱卖论’了。”
“忽悠”一词体现了吴老的幽默，而针对他反对的方面，他往往都是一针见血。“建行的上市已经充分证明了‘贱卖论’的不成立。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到国有银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贱卖不贱卖，市场早有评价。”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贱卖论”，认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不过，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
普及9年义务教育不能再等了
呼吁大家警惕忽悠银行“贱卖论”的人，不由让人回忆起在2001年吴敬琏发表了著名的“股市赌场论”，并形成了经济学界关于股市的大争论。之后，中国股市进入了4年多的漫长熊市，投资者对吴敬琏有各种指责。那一次，吴敬琏也发出了“警惕”的呼声。
吴敬琏是引用了捷克诗人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诗来回应人们的误解的：“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名字总是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而对百姓的关注，使他总是会及时地表达内心深处的声音。
去年11月份，哈尔滨惊爆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事件，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央有关部门陆续介入事件调查后，事件的真相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接受本报记者记者采访时，吴敬琏除了对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表示了忧虑外，更是直指天价医疗费“行同诈骗”。
吴敬琏眼中，医疗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行业，需要靠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正在进行的普通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市场只有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是各国都做过了试验的。”
吴敬琏直言不讳地说：“550万元医疗费，因为数字庞大而容易看得出问题来，可是老百姓如果花了5万元怎么办？谁来判断这个医疗费是否高了？老百姓又如何知道哪个药是否有效，哪个药的成本是多少？”
吴敬琏呼吁贫困弱势群体的医疗费应该由政府解决。除了医疗，吴敬琏还为老百姓的教育，尤其是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感到忧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普及9年义务教育这项任务不能再等那么久了，这么一点钱，少盖点楼，少修建几个场所就够了。”
已经75岁高龄的吴敬琏，自言自己常常是在“强打精神”，因为长期的胃病和睡眠中呼吸暂停等情况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健康。而他仍然时常活跃于对热点话题的讨论中，活跃于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百姓利益的献计献策中。这背后，是他坚强的精神在起作用。（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