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能否解决反垄断问题？
反垄断法能否解决反垄断问题？可以说，垄断近半年来不断处于公众讨伐的风口浪尖，可没有哪个月像本月这样集中对垄断展开讨伐：从“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10倍”到“发电成本省1400亿元反要消费者多掏1600亿元”，从“抗议删除反行政垄断条款”到“92.7%公众对反垄断充满期待”。
社会对垄断的批判史无前例地集中、严厉、深刻和缺乏耐心，电力、电信、石油、铁路、医疗、教育，这些垄断或带着垄断性质的行业一个个被推上了舆论审判台。
垄断何以如此集中地成为公众讨伐的中心，公众的反垄断热情又何以如此高涨？这表明中国社会许多年来对垄断的容忍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公众许多年来对垄断积压的不满也到了一个爆发点。
其原因首先在于反垄断立法这个背景对公众的刺激。立法意味着一种针锋相对的利益决断，公众意识到，如果此时不再表明对垄断的鲜明立场和忍无可忍的姿态，在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的操纵下，《反垄断法》很可能继续为垄断留下很大的生存空间和利益空间。一旦垄断身份和垄断利益得到法理性的确认和法条的支撑，公众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再反垄断就会非常艰难，行政垄断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因为缺乏对反垄断立法的直接参与权，公众是想通过这种“不能再忍”的激烈态度，在立法外围对反垄断立法者施加一种舆论压力和道义影响。可能正是在这种外围压力下，曾被传言可能搁置的法案草案才顺利进入了人大审议程序，被删除的反行政垄断条款最终重新出现在草案中。
然后，问题可能出在特定的改革时期。中国改革业已从最初人人受益的增量改革时期，逐渐迈进了损益划分日渐明显的存量改革阶段。在增量改革时期，贫富分化还不是太明显，垄断行业员工多拿点儿工资多分点儿福利，差距表现得不是太明显，公众对分配不公有较大容忍度。可在存量改革阶段，损益划分日渐明显，人人都在与身边的人进行比较，改革让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改革让自己与身边的人有了多大的差距。这时候，垄断体制所包含的分配不公，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下显得越来越刺眼。凭什么“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10倍”？这不是不公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