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 让我难以启齿的痛（下）
我和王远已经是5年的夫妻了。我们就是在深圳认识的。那时候，刚大学毕业的我还是这家公司跑腿的小秘书。公司要注册商标，在搞商标设计的时候老总看中了王远。当时他刚厌倦了圆明园艺术村，离京到深圳弄了个设计公司才3个月，连房租都是借的。公司商标从设计到修改到定稿都是我往他那儿跑。王远给我的印象很不错，他不像我见过的很多别的艺术家，没有可疑的胡子和辫子，相反他理着平头，戴着很斯文的金边眼镜，有一股浓浓的书生气。王远的设计方案终于在挑剔的老总那里满意地通过了，还特意加了一千元。我拿了支票送给他。没想到他会说：“怎么这样多，你们公司太客气了，这够我半年的房租呢。小于，如果你有时间，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我笑着答应了。
我就这样和王远走到了一起。我是主动的。一年以后，王远把我娶进了他简陋的租屋。但我觉得我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不久也这么认为。王远的事业蒸蒸日上，公司渐成模样，接着我们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王远人真的很好，除了抽些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心里只有家和他的事业。
然而，我自己却渐渐陷入了苦恼之中。我出身在一个很古板的家庭，直到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对性事还没有很全面的认识。我和王远这方面不和谐。开始我还以为就是这样的，后来看了一些书才知道他有问题，他不是不能够就是时间很短，我才刚开始他就结束了。从王远那里我没有得到过甚至是一些很严肃的书上所说的那种快乐。王远自己也意识到了。为此，他看过医生，吃过药，接受过专家的辅导，然而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从一份国外的资料上看到，像他这种情况，有一些是否属先天性医学界尚无定论，但从临床看根本没办法治愈。他绝望了，有一天他和我说：“对不起，结婚前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我没有办法，但我们都是人，你没有义务为我忍受。我们离婚吧，如果你现在不同意，哪一天你提出来都可以。”他哭了。我也热泪盈眶。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两个好人，王远对我抱着一份歉疚，而我也远远比我了解的一些朋友宽容。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有时候我看电影或看电视，看到一些含蓄的床上镜头，心中的滋味就十分复杂，有时我不免难以自控，很暴躁，在王远面前发无名火，他总是默默地走回他的书房，长时间地坐在窗前，一言不发。他的心肯定是痛的。一念及此，我就难过得想哭。
我记得在大学学系统论的时候我接触过一种国外的理论，叫木桶原理，说由一块块木头拼成桶，即使其它每一块都很高，如果有一块很矮，那就装不了水。也许婚姻也是一只装水的木桶，如果有了残缺就无法装住幸福。
31根红蜡烛在静静地燃烧，我忽然明白，有些事是不可以说的，唯一有意义的是如何面对明天的生活
我在云顶上熬过了那难熬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有人敲我的门，不用问是李文义。但我还是把门开了，他端着一些吃的，表情又抱歉又恐慌地站在门边。我没有接，我说你可以走了。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吃的放了下来，他说：“你的脚好了吗？你准备一下，到吉隆坡还有一段路，我们得出发了。”
到下午的时候，在吉隆坡，我和李文义终于和旅游团会合了。导游和团员们纷纷问我康复的情况，我的那对客户情侣由于和李文义也很熟，就和他打趣：“李经理，虽然你没能去槟城，陪着这样的靓女，也值了！”我很尴尬地强装笑脸。李文义应付着，没有看我，但我知道我在他眼角的余光里。旅游团在吉隆坡玩了一天，然后直飞香港，两天后过了罗湖海关。其间，我和李文义的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状态之中，幸亏大家心在游玩不及其它。李文义主动要陪我去女人街，去海洋公园，我没有答应。
回到深圳，给老总打了电话回到家，我心中的滋味难以言表。王远见我平安归来，十分高兴，问这问那，又告诉我说他的作品被韩国的一个机构看中，他们邀请他在年内方便的时候去韩商谈合作。王远：“我已经接受了邀请，计划两个月后，等手边的急活儿做完。到时候我们一块去，他们说了，可以带太太。”
我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忙公司上班，和客户打交道；回家带简简，做家务。但我发现自己变了，我可以像以前那样生活，但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去自我调适。几天后，我接到了李文义的电话。他要约我吃饭，说绝对只谈生意上的事。我拒绝了：“你别想，我是不会去的！”说实话我恨他，他利用了我因渴望而生出的弱点，他是结过婚的人，从那天晚上的事他也必然能窥破我的秘密。但另外一方面我又想，自己何尝不是因为渴望而疏于防范呢？
很快，两个月就过去了。王远已经拿到了我们两人的护照和去韩的签证，他说简简有保姆，且他爸妈都已退休，打个电话他们就能过来。韩国我以前没有去过，很想去看看，加之也能照顾王远，然而我还是摇了头：“王远你自己去吧，我请不掉假，况且，简简很淘。”
人也许真像弗洛伊德所说是有着连自己都难以察觉的潜意识的。王远去韩国后，李文义在一天晚上又找了我，这次是在我的CALL机上留言：我在湘情大酒楼等你，找李生订的房，不见不散。
我把CALL机扔到了床上。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是怕我自己。数月前的那个云顶之夜我还记忆犹新。我在紧张之中度过了一个多小时，那难捱的一分一秒。最后，我把儿子交给了保姆，把自己收拾停当，然后出了门。我的心跳得厉害，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最后的那个声音说：去吧，你受过高等教育，你还年轻，你宁愿万劫不复……就是从那天晚上，我把自己抛入了一种完全失控的生活。我对自己进行了一次次地狙击，但一次次地失败了。这种事像个魔鬼，放出来了就再难回收。王远回来以后，更加忙了，有时几天都不能回家。他一个男人家热爱事业我既理解又高兴，我苦恼的是我自己。我被不由自主地分割了，一半属于正常的体面的生活，一半属于阴暗的不可告人的生活，而我的灵与肉也分别寄存在两处。我深爱王远，除了他我想像不出我还会爱上第二个男人。李文义已经离了婚，他和我说：“小于，嫁给我，说实话你也看到了，追我的漂亮女孩也不少，但我只爱你。”但每一次我都是一口回绝。
就这样，怀着痛苦和罪恶感我过了近两年，但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一个尽头？1999年的“五一”是我的生日，我已经31岁了。王远本来还在北京出差，但那天晚上他特地赶了回来。他把简简交给保姆，然后拉着我直奔酒店。到了地方我才知道在北京的时候他已经联系好了：最豪华的房间、大蛋糕、108朵玫瑰。他说：“小于，这108朵玫瑰，其中7朵代表我们已经结婚7年，1朵代表我们有了简简，至于另外100朵，因为百是个吉祥的数字。我、我不奢望……”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捂住了王远的嘴，扑倒在他怀里。那段孽缘到了该尽的时候了。尽管从人性的角度我能找到无数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尽管我不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还会发生什么，这个决定都不能更改。我忽然想告诉王远曾经发生的一切。他却起身去打开了蛋糕，点燃了那31根细细的红蜡烛。他对我说“许个愿吧小于”，但接着又改了口：“这个愿为我许。”那一刻我看见了他眼中的泪光。
31根红蜡烛在静静地燃烧，我忽然明白了，有些事你只能深藏于心底，不可以说出来，永远都不可以。而唯一有意义的，是我们又将如何面对明天的生活……
补记：
在寄出这篇稿件之后，本文主人公又给编辑打了电话。她说，现在她已经和李文义完全断绝了来往，甚至离开了那家和他有商业关系的公司；有了那样的经历，也许世人会认为她是个坏女人，但她不想争辩，她只是希望有哪位名医圣手能把她丈夫治好，让世人都来思考这一种并不是她一个人在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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