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的道德价值
世风衰变，人心恍惚，国人道德普遍下滑，甚至阙如，已是不争的事实。市场裹挟商业洪流肆意冲决人文传统的堤坝，各种私欲泛滥，怪象丛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冷结成利益的关联，时刻处于紧张状态，鲜有温馨和闲适。自由的个体挣脱教条的束缚后，一方面无限膨胀，畅游无碍；另一方面处在应时趋景、缺乏信仰的现实纷扰之中显得相当无力。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国度何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以至此呢﹖现在，道德仿佛成了疗救时世的急就方，上升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回头看看，唏嘘不已。
真正是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是新鲜事物。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国民道德水平是问题了，他们就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遗憾的是，当初这个尊崇孔子、讲究道德的学衡派是被冠以“守旧”“保守”“复古”的，因为当时的主流是自由、民主、科学，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解放和婚姻自主，而道德这两个散发着传统腐朽气味的文字，是被号召新文化启蒙主义者们大加挞伐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学衡派尽管大声疾呼“道德救国”的高调，怎奈难以阻遏滔滔奔涌的时代潮流。
文以载“道”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战役就是文学革命，以所谓平民的文学来取代贵族的文学，即白话文学。对新文化派的各种主张，学衡派给予了一一的反驳，在文学方面尤为针锋相对。在学衡派看来，“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针对文学革命的号召和提倡，学衡派强调了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同时也对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混淆进行了批判。在他们看来，“政治为群众之所组织，文学则为个人之所表现。政治有兵刑以立其威，有律法以严其范，文学则述作自由，断非身外之人得而干预强迫”。应该说，这样的反驳还是颇有力度的，很有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快意，以自由民主为导向的文学革命，借助于政党宣传般的推行方式，自然被人抓住了把柄。正由于文学的个人化特点，个人的道德水平如何就决定了文学的品质，所以文学作品“譬如园中之花，道德譬如花下之土，彼游园者固意在赏花而非以赏土，然使无膏土，则不足以滋养名花”。所以“文学之善与不善，其责唯在于己，己所为文不善，己之罪也，非文学之罪也。革己之命可也，革文学之命不可也”〔1〕。
学衡派坚决否认文学革命派的论调。在他们看来，文学并没有新旧之分，也无所谓进化和退化，“文学乃由古今相孳乳而成”。文学风格各异，姿态万千，“道并行而不相悖”。正由于文学具有如此个性化的特点，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成为决定文学水平高低的关键。吴宓在一篇文学评论《评歧路灯》中进一步阐述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文学不以提倡道德为目的，而其描写则不能离乎道德。文学表现人生，欲得其全体之真相，则不得不区别人物品性之高下，显明行为善恶之因果关系，及对己对人之影响，其裨益道德，在根本而不在枝节；其感化读者，凭描写而不事劝说，若夫训诲主义与问题之讨论，主张之宣传，皆文学所最忌者也”。〔2〕显然，这话里既明确了道德和文学的关系，也同时批评了文学工具化的倾向和做法。
不仅是在文学创作上，学衡派提出了道德为根本之说，在批评上，学衡派也认为道德为第一要义。学衡派的一个重要先锋胡先骕在《论批评家的责任》中开篇就提出了“批评的道德”，即“立言首贵立诚”〔3〕。紧接着目标明确地提出了批评，“今之批评家则不然，利用青年厌故喜新，畏难趋易；好奇立异，道听途说之弱点，对于老辈旧籍，妄加抨击。对于稍持异议者，诋其谩骂，无所不至，甚且于吾国五千年文化与社会国家所讬命之美德，亦莫不推翻之。”这也明显是有所指的。
新文学革命尽管开辟了一代新风，但不能说没有留下许多遗憾。缪凤林在《文德篇》中，所提出的几点关于为文之道，与新文化派主将们的若干“不”字口号是可以互为映证的，即“一不志乎利，二不趋时势，三不尚术。（术者，欺世盗名之方，沽名钓誉之具，政客之所管用，而文人所宜摈斥也，世风不古，为术滋多。简以言之，厥有五端，一曰标榜，二曰假势，三曰乘机，四曰笼络，五曰恫吓。）四不滥著述，五不轻许可。（文人不能相轻，亦不能滥相推许。）”从这几个“不”中，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当时的新文化派被戳到了痛处。
看看眼下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评奖，趋炎附势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当年缪凤林的概括，甚至更有过之。所有的宏大叙事被解构之后，只剩下了私语呢喃和口述实录，灵魂的救赎演变为对快感的追逐，心灵的颤动被露骨的调情所取代，纷纭复杂的现实图景缩微成昏暗暧昧的酒吧和富丽堂皇的酒店。总而言之，腐化的下半身已经坠断了文学想象的翅膀，并被罩在了由金钱、美女为经纬线所编织成的网里，难以自拔，文学里的那个崇高道德的化身早已不见了踪影。
教育有“方”
另一个体现学衡派道德理想的领域，是教育。作为一个深切关注祖国文化命运的群体，这是必然的，尤其是在中国的新式教育刚刚起步的岁月里。学衡派人物的身上，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有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为他们培养了一种平和公允的态度，使得他们在谈论文化价值取向上采取了中正的立场，既不泥古，也不欧化，而是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反映在他们的教育理念里，就是反对一味的模仿，主张根据中国实情发展教育，反对细枝末节的技能教育，而提倡知行合一的教育。
中国的新式教育由模仿欧美而来，从最初的京师大学堂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形成了初、中、高等教育相对完备的教育体制，无疑这对于当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着关键的作用。新文化派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将“新的国民”寄希望于觉醒的、自由的、朝气的青年。而学衡派则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修身”之说，把道德教育放在了首位。所谓“立国之道有二，曰政治，曰教育。教育者，政治之本；道德教育者，又教育之本也”。〔4〕而道德教育最紧急的问题，乃是对青年的道德精神的培育。在寄希望于青年这一点上，学衡派和新文化派可谓殊途同归，只不过是新文化派强调的是新道德，而学衡派强调的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因为青年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存亡，所以青年的精神培养极为关键，教育在青年的道德精神培养和调护方面就责无旁贷。
将道德看作是教育的根本，这与学衡派尊崇儒家学说有关，而现实因素是，他们看到了“礼崩乐坏”，尤其是功利主义在学校教育中的大行其道。在学衡派看来，新文化派所倡导的各种主义运动，着眼点不外乎追求物质上的或经济上的利益，把民众的物质利益放在首位，把物质的享用当作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而完全忽视了国民的教化，以至于国民道德水平堕落、人格不健全，政治上腐败昏乱。进而，学衡派重新提出了“礼义廉耻”的道德训条，以作为社会稳定之基石。在《今日吾国教育界之责任》中，作者把当今民国社会的腐败现象“争、伪、贪、污”归之于“礼义廉耻”的丧失，因为“定社会之秩序以礼，立个人之人格以义，严物我之防闲以廉，杜卑污之途径以耻”〔5〕，这是社会之所以得以维持发展的四维，而“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显然，此时的学衡派诸人，还没有丝毫的法律意识，因而才把“礼义廉耻”当作了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
在学衡派看来，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的弊病所至，当时教育上的弊病主要有四端，“模仿之弊；机械之弊；对外骛名之弊；浅狭的功利主义之弊”。〔6〕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弊病，是在于当今的教育只注意到了迎合世界的潮流，在表面的技能上下功夫，而忽视了我国古已有之的内修内省内察，即“养内以对外”，由于缺乏这样理想主义的人格教育，以致于一进入到这个腐败的社会之中，就像进入火炉一样，“一入其中，即行熔化”。所以只有道德人格高尚纯粹之人才能抵制住社会的腐化，而“社会恶习，全恃教育改良，若教育亦随社会潮流卷入漩涡，则恶习与年俱深，世道人心，将永劫不返矣”。〔7〕在新式教育发展初期，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更由于对实业救国的倡导，学校教育中的科学技能教育就被放在重要位置，这也的确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然而毕竟有敏锐之人看到了国民性的问题。在学衡派看来，知识、技能教育并不能使人之成为人，更无由抵制社会腐败风气的侵袭，所以为人之道的教育才至为重要。
在学衡派人中，“道德教育”、“道德救国”的呼声很高，不仅如此，在西方人沃姆看来，当时中国教育中的首要之事，也在于道德教育，而且道德教育与当时潮流所追求的个人自由、物质发达并不矛盾〔8〕。而道德精神，并无所谓古今中外的分别，其根本要旨是共同的。然而正如最初的新文化派忽略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一样，学衡派也忽略了传统道德中的许多负面因素，没有认识到正是由于中国传统中的温良恭俭让，使得中国人面对强邻的侵略不堪一击；也因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纲常伦理把中国人固定在家族的小圈子里，而不知有国家，有团体，更没有个人；又因礼让而不知有竞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忽略，使得学衡派在提倡自己的道德主张时，容易为持不同意见者所诟病。
强调教育的作用，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学衡派对儒家学说的不折不扣地继承。对于儒学，学衡派的主将吴宓之所以对孔子大加推崇，是因为在他看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孔子者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道德之要，在崇善去恶，从是拒非，取义轻利。而实行道德之法，一曰克己复礼；二曰行忠恕；三曰守中庸。〔9〕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解，才有《学衡》“不偏不党，不激不随，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的宗旨。这样一种绅士风度，无疑既教化于儒家文化，又熏染于西方文明，然而在那样一种干戈风雨的社会现实里，是多么地稀缺，又是多么地不合时宜。大凡社会变革之际，采取激进的态度似乎总是比温和的一派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胜利，也就难怪吴宓在谈到《学衡》的价值时，寄希望于四五十年后。
我们还需要道德吗
塑造完美的人性，弘扬真善美，从来都是宗教、哲学、艺术、伦理等的核心内容，因此道德教化也是从来不分古今中外的，其根本的意旨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教化，使人脱离本能性的东西而发展其精神的、理性的方面。中国儒家文化中对个人品德修养的强调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二十世纪它遇到了最猛烈的批判和打击。其实，人类的发展史，根本就是一部人类对自身的战斗史，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自由与专制、感性与理性、生与死、权利与责任、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等等，人自身的这种二元对立使人这一矛盾体始终处于不断的挣扎状态中，须臾不肯停止。为了从这种无休无止的争斗状态中解脱出来达到和谐，人类发明了很多手段，宗教的、伦理的、艺术的等等。无论哪一种，道德都隐身在其中。漫长的人类历史已经用它缓慢的脚步把它脚下的这块土壤踏实了，无论是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东方的新文化运动，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将人类几千年沉淀下来的道德观念从人们的文化意识中根本清除。学衡派在今天被人们提起，决非偶然。
新文化运动因“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扼杀而向传统文化发起了攻击，一时之间忘记了做甄别的工作，这是学衡派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在大量的著述中极力呼吁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这样的呼吁，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有其强烈的现实性。学衡派从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器物的、制度的模仿输入，看到了盲目和浮躁。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文化，而创造一个新文化的原动力则是人，这样的人固然要有自由、要讲科学、要有民主，但也仍然要讲仁义廉耻忠恕。因此，在学校教育中，重要的不是讲师、技师，而是人师，是能够教人之为人的人师，因而，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一个真正的人。然而遗憾的是，几十年前就已经认识到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在教育的过程中，被异化为一台挣钱的机器，而教育的功能也已大大萎缩，仅仅体现在了毕业生的就业率上。
对于新文化派在道德方面所留下的缺憾，已有过很形象很深刻地描述，“他（吴稚晖）认为，道德是文化的结晶，文明进化虽善进恶亦进，但总体而论，文化先进的西方在道德上仍优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缺失，是其对西方文明的迎受仅限于‘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而缺少了‘穆姑娘’（道德），尤为私德”。〔10〕中西道德的孰优孰劣且不去管它，三个支点才能支撑一个稳定的平面，缺少了道德这一个支点，势必会发生倾斜，而这是持道德救国论的学衡派诸君子所竭力进行弥补的。
吴宓的导师白璧德在谈到中国近代追求进步文明时提出过警告，中国“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事实上，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付出了惨重的、抛弃珍贵的传统文化的代价的，而今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否也要步西方的后尘呢？当今，面对官僚腐败、民众道德滑坡、人欲横流、经济利益至上等等礼仪廉耻丧失殆尽的社会现实时，重新来看学衡派，就不能不感佩当年他们的远见卓识，这也就是吴宓讲到的“要四五十年以后了”，由此看来，吴宓等人就不是保守了，而是分明有着前瞻性。
资讯的发达，使我们很容易在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中，在那些震撼人心的图片里，看到现实中那丑陋残酷的一面，如同看到肌体上的污垢和疮疤一样，都是理当清除的。虽然制度的完善是主要的方面，然而其毕竟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倘若加上了道德的内在规约，这个社会是不是会更纯净一些呢？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担忧。所以，我们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亟需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
注释：
〔1〕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新旧文学观》，《学衡》第二十一期。
〔2〕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
〔3〕胡先骕：《论批评家的责任》，《学衡》第3期。
〔4〕陈黻宸：《道德教育说》，《学衡》第45期。
〔5〕向绍轩：《今日吾国教育者之责任》，《学衡》第二十九期。
〔6〕〔7〕汪懋祖：《现今我国教育上的弊病与其救治之方略》，《学衡》第二十二期。
〔8〕吴宓述：《沃姆中国教育谈》，《学衡》第二十二期。
〔9〕吴宓：《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见《会通派如是说》，徐葆耕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10〕转引自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