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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怒:一生都在反对一个水泡

余怒更多的时候是平静的,平静得像江堤上一棵守望日月的树。照耀他的月光吹拂他的南风,并不使他生出温情的感觉,即而挥笔在白纸上抒情一番。如果那样的话,便不是余怒了。余怒绝不会那样干。他最憎恨的就是那类廉价的抒情和惰性的写作。当今中国诗坛,伪诗人写出的所谓大作,堆积在大大小小报刊的版面上,成为他们争名逐利的法器。

  余怒平静地注视着这些,并保持着警觉与远远的距离。这就是余怒的脾气:坚守个性写作,拒绝平庸与媚俗。

  余怒更像一个隐蔽者。九十年代,在阴晦的白昼与深不可测的黑夜中,他热衷于“破坏”又极富挑战性,他破坏与挑战的对象是两个词:“意义”与“权威”。对他来说,“意义,是人们借助语言认识世界的一种虚构,是对世界的主观划分和机械模拟,也是对事物丰富性的简单抽象。它是约定俗成的,为人类全体或某一文化所共有。它所体现的价值观也为人类全体或某一文化所遵守。传统就散布在意义之中并为意义所加强。”面对一直压迫着人们思想与灵魂的意义之山,余怒以蔑视的目光去看待它,这不仅仅需要一种勇气,更需要一种叛逆的精神。

   余怒的勇气是余怒写作精神平静的显示,与世俗中的功力无关,他身在闹市,他的心灵却飘泊在另一种时间与空间。作为一个用方块汉字写诗的人,余怒一直是孤独的。九十年代,不管是初期抑或是中后期,中国诗坛拒绝着他。翻开九十年代所谓权威的诗歌杂志页面,鲜得见到余怒的名字,而在那些极其先锋与探索精神的民间诗刊上,余怒的诗文刮起巨大的旋风。这旋风像带着隐隐的暴力,冲击着当时的中国诗坛。

  一些面孔油亮衣装洁雅的“诗人”们手中用来写作的笔,更像一只竽,他们翻来复去吹的只是一种调子,只不过是“后朦胧”外加一点廉价的哲理作为意义的压轴调而已。鉴于此,已成为过眼云烟的九十年代,“精英”写作似乎也成了过眼云烟。余怒看到了这些,看着诗坛的云聚云散,潮涨潮落。余怒在观察着,自身始终是隐蔽的。这种隐蔽构成余怒在漫长又而寂寞的九十年代自我存在的方式:即在群体合唱中的缺席。

  余怒隐蔽着,平静地坚守这种缺席,当他目击到那些拿竽合奏的写作者,高高在上,以权威自居,甚至将自己本来是商品的东西称作“经典”时,余怒终于发言了:“先锋性不是一个流派的写作倾向和风格,而是一种写作精神。它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人的。它的内涵是叛逆,创新和超前意味着对权威的怀疑,对旧事物的扬弃,对循规蹈矩的不满和创造的激情。可以说,这是每一个称得上诗人的人所须具备的素质———基本素质。它不是一时的,而是艺术的伴随物。”余怒的音质是尖锐的。这是余怒心灵中的声音,锋芒毕露,沉郁凝重。大浪淘沙,水落石出,余怒以他的探索精神标志着他作为一个诗人必然的浮现与崛起,他如同从乌云中夺路而出的一束冷光,他不在乎诗坛对他是否打开一扇窗户。

  作为余怒的诗友和朋友,最让我感到愉快的事是,隔三岔五去他家聊天并阅读他刚刚写出的新作。当我对奇绝无比的句子发出会心一笑时,余怒皱着眉头说,他每一行诗写得极为艰难,没想到我读诗是那样轻松。的确,余怒的诗是他创作态度与语言历险的奇观,那些招之即来诡谲、荒诞无比具有灵气与魔幻色彩的意象群,创造出超现实的语境,让人惊叹他的才气。余怒已进入了诗性直觉空间,他先后写出的《猛兽》、《网》、《匿迹》、《脱轨》等长诗,是他诗观与美学原则在写作中的验证和投影。台岛诗人黄梁是这样评价余怒长诗艺术特征的:“语言空间和情境空间双重荒诞,语言倒错,情境迷乱,在语义不定向散射中传达世纪的荒诞感,内聚毁灭性的悲剧力量。”

摘自《青年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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