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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一个拐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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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点———决定未来中国的12个月》,章敬平著,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本书认为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是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作者论说了政治、经济、法律,还有社会文化四个层面的变化,声称中国将以这12个月为拐点,进入到25年后的第二次转型。

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章敬平,《南风窗》主笔。1998年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新闻界。曾担任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部副主任、《经济观察报》特稿部主任。半年来,先后出版了《向上的痛:目击2000年以来中国转型之痛》、《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

  推销一个概念

  新京报:你把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这12个月称为决定中国未来的12个月。对于中国未来,这12个月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章敬平:任何稍有政治神经的人,都会敏感地意识到,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间的12个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走到一个时代的拐点。我说过,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但我相信,这12个月对中国的影响一定是巨大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对这12个月原本的判断是“影响中国未来的12个月”,书稿在出版过程中,几经辗转,“影响”变成了“决定”。我想,有关人士可能是希望用一种更为醒目的方式,提请人们注意这12个月对中国的价值。正如我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层面的四个“终结”,来论证“拐点”的出现一样,事实上,我所谓的终结,本质上只是“行将终结”,或者说“可能终结”。

  新京报:书中你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这一概念,它具体意味着什么?

  章敬平:首先说一句,启发我用“社改”这个概念的,是2003年底的中国媒体。大家都在谈一年的政治、经济有了怎样巨大的突破,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政治体制并没有随着领导人的交替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也只是对既定方针的再深入,宏观层面没有大的变化。

  但,中国在一年间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那么,如何描述这种变化?

  我想到了“社会体制改革”这个概念。老实说,开始我也拿不准,因为过去我们对改革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二元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我的专业不是政治经济学,我不晓得这样的划分是怎么形成的,也不知道我在约定俗成的这两种改革外,加上“社改”是否妥当。

  好在我不是研究者,学界对我肤浅的划分或许不会太在意。所以,我就用“社改”来描述一年的变化。

  我理解的社会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政策取向,它是由一系列社会政策迭合而成的。我以为,具体到单个的社会政策的选择,往往与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或者经济体制没有必然的关系。

  跳出意识形态窠臼

  新京报:你从四个方面谈到了社会体制正在发生的改革,如果把这四方面归纳为“公平、法制、人本主义、多元化”,你认为最重要的是哪一方面?

  章敬平:我觉得没有哪个层面可以说“最”,它们应该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新京报:政府在这四个方面的社会体制改革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你是媒体从业人员,你认为大众传媒在社会体制改革中是不是也存在较大的影响作用?

  章敬平:政府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当然起主导作用,只不过,它的改革有时候是被动的,就像我们在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看到的那样。政府多数时候是顺势而为,这个“势”往往是民间力量促成的。媒体在社会体制改革中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影响的程度难以定论。从当下中国的实际观察之,媒体对社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或者说,对具体的社会政策影响较大。

  新京报:你的观点相当鲜明,书出版以后收到的读者反馈如何?

  章敬平:据我对读者的初步观察,他们对本书的基本态度,大略有三:“认同”。持此观点的读者认为,我对现实和历史的思考、整合和梳理,提供了一个批阅时代的模本和标本,这是一种对社会走势较为精确的独特解读和提炼。

  “反对”。持此观点的读者称,这12个月只是一个节点,我将一个节点说成“拐点”,显得过于随意。更有甚者,将我责备成一个时代的“吹鼓手”。

  “中立”。持此观点的读者觉得,我很敏锐地把握住了“公正”、“人本”和“多元”等时代命题,这也的确是一年来出现的一些鲜明的趋向。但一些同样在这一年内发生的、不一定符合这些趋向的重大事件,被我有意无意地疏漏了。

  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始终注意避免将个人在政治上的主张,渗透其中。这是因为,社会体制改革是一项更为技术化的工作。顺便说一句,人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判断之所以大相径庭,往往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作祟。

  一个月前,我访问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对时代好坏的判断中,林坚持放弃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从意识形态的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分析问题,而不应该以主义代替分析。

  我想,世间事,事不同理同。经济学家如此,新闻记者也应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判断,完全落入到意识形态的窠臼,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判断,就会失之偏颇。

  新京报:在2004年4月到现在社会体制改革又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吗?如果有,这些变化是不是延续着“拐点”的方向?

  章敬平:我没有发现什么新的趋向性的变化,我认为方向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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