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效用的理性与习惯
“读书无用论”，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是个臭名昭著的词汇。它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它反映的是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对于理性的和知识的蔑视甚至仇视。这种仇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与恐惧。据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所谓反动，当然是反我而动的意思。
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了一个全民学知识的热潮。那是出版商们回忆起来就激动不已的时代，一本科普读物或文学名著，动辄可以印刷发行上百万册。上学似乎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但其实在这背后，一直有一群人在不动声色地作出自己的理性选择，那就是农民。笔者来自陕西农村，时在80年代初期，有大量同学轻易地退学。不过，在当时热爱知识的气氛中，人们不大注意这一点。
自8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媒体关于读书无用论的报道和批评多起来。当然，几乎一致以批评的口吻进行报道或评论，并被形容为“回潮、回光返照、重新抬头”。但是，考虑到不同的时代背景，这种说法其实是很不严谨的。
根据报道，读书无用论比较盛行的地方表现为两个极端：一端是贫困的农村地区，一端是江浙、闽粤一些商业极端发达的地区。
在贫困农村地区，很多家长一直有供养孩子读书无用的想法。其实，在这些地区，人们也未必觉得读书完全无用，而是因为，供养孩子读书的收益太低了，而投入太大。农民也不是不让孩子上学，比如小学总是要读的，总得能识字、会算数。他们知道，这些知识是很有用的。但对于更高程度的教育，比如中学教育，不少人会敬而远之，因为，投入的边际收益会急剧递减。
农民是很实际的，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很理性的。如果让孩子接着上中学，目标就不是获得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而变为跳出农门。但获得这一收益的机会太渺茫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根据惯例，国家分配给农村的高考录取率，远远低于大城市。
另一方面，越是贫困地区，在教育总投入中，需要家长个人承担的比重一般会越大。因为，这里的集体组织缺乏足够的财源，只能依靠农民自己支付教育经费。因此，除了建学校交纳集资款这一隐性投入外，显性的学杂费投入也不小。
然而，也正因为贫困，所以，农民缺乏可支配的现金收入，那笔供孩子读书的钱的主观效用也是非常高的。每一块钱，在农民眼里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城市居民。比如说，哪怕每年只有200元，但它对于家长来说，其主观效用要远远大于城里人投入的2000元。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极为显著的投入-收益错位：农民投入的每一块钱教育费用的主观价值极高，但可能得到的收益又非常低，那么，他们不送孩子上中学，谁又能说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呢？
当然，理性的选择未必是恰当的选择。首先，它是不合法的，有关义务教育的法律要求少年儿童必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尽管法律对于其经费来源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其次，这种选择不合乎传统观念。一直有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然，我们都知道，这种观念也是建立在通过读书而做官的收益极高的经验之上的。
不过，那种收益是来自于通过读书获得政府赋予的特权地位，这种地位使他可以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获得这种收益的机率近似于赌博，它相当于一种寻租经济。但今天，政府废除了对通过某种考试的人分配官方职位的传统，因此，即使读书非常优秀，也几乎难以获得垄断性职位。于是，很多理性的农民连拿自己的孩子押宝的兴致都没有了。
当然，也有一些父母，固守传统观念，哪怕自己再穷，也要供养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似乎根本不计算孩子读书的投入和未来的收益。每年春节联欢会上似乎都要表彰一番这样的父母。
其实，这类父母的选择，就其本身而言，可能是不理性的。但在舆论眼中，反而正确的选择了。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坚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一直有人批评农民的观念“落后”，可这一次，却是城里的媒体在坚持一种传统观念，以此为依据对农民基于理性而非基于传统的选择提出批评。
那么，舆论赋予读书以那么崇高的价值，是理性的吗？我们不想再追究下去。因为，理性对于习惯应保持敬畏。精明的人，比如在孩子上学问题上的农民，自可继续根据自己的计算作出自认为理性的选择，但这种理性的选择不能免于习惯的批评和压力。一个社会的根基不是理性，而是习惯和传统。大多数还算正常的社会，之所以能够还算正常，奥秘就在于，主流社会的成员不假思索地按照习惯去说和做，仿佛那是他们的本能。而崇高的人似乎都缺乏某些无知的经济学家所赞美的理性计算能力。
是的，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尤其是主流社会的成员，都经济学家所幻想的那样，在每一场合都理性地进行选择，则社会将立刻瓦解。同样，如果每个父母、孩子都理性地计算读书的效用，那么，人类追求知识的传统就会完全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