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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一位女护士的美丽

 

    ■她看护过200个艾滋病病人
              
    ■她用真心和假话安慰垂危患者
              
    ■她用母性抒写宽容、悲悯和勇敢
              
    坐在福燕对面听她说话,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冬天阳光下的猫,被温暖和安详抚慰着。这是个中午,刚住进医院的艾滋病人正在新建成的病房里午睡,北京佑安医院很静。
              
    并不是所有的被采访者都能让记者享受到一次心灵小憩的,但福燕是。后来我知道,她那种不多见的、感染了记者并把病人的身心都熨贴得舒展、惬意的东西,叫做母性。
              
    走进传染病院的护校“全优生”
              
    福燕所在的感染科用一扇屏风简单的隔开了,紧靠娱乐室住着的是艾滋病感染者,和其他病人一样,聊天、打牌,神色轻松。福燕说,6年前她第一次见到艾滋病病人,可不是这个样儿。
              
   “我记得特清楚,那是冬季的一天,好像是11月份吧,医院通知我们,有个艾滋病病人正在来我们医院的路上,我们紧张得没顾上吃中午饭,一直等,急救车的喇叭一响,我和其他护士就忍不住地冲出去了。”
              
    接下来的情景是福燕永远不会忘记的,和艾滋病的可怕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个艾滋病病人的年轻和英俊。“他特别漂亮,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长,和我差不多年纪,但已经衰弱得不成样子……”福燕说,那一刻建立的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恨艾滋病病人,应该恨这个病才对呀!他们真可怜。”
              
    年轻、英俊、才干甚至无辜,这些形容词经常伴随着艾滋病同时出现,如果说福燕以前的护理是出于责任的话,在艾滋病病人面前,更多的就是怜惜了。“很多人觉得艾滋病人是自作自受。他们在我这里就是病人呀!我不会顾及他们以前是什么样子。”福燕的语气很坚决。
              
    因为是艾滋病引起的脑病,这个年轻人瘦成了“一条儿”,基本上全身瘫痪,除了眨眼已经做不出任何反应,福燕说,她从他眼神中能看到的只剩下生存的渴求。病人的家属告诉福燕,从他被诊断为艾滋病开始,他原来住的那家医院,就再没有护士进过他的病房,他是带着一身严重的褥疮来到福燕面前的,整个后背渗漏着带有艾滋病病毒的体液,传染性极强,福燕的“危险行业”从这个下午正式开始,清洁疮口、翻身、烤灯、吸痰、输液……直到这个病人去世。
              
    “你在学校里就选定了这个专业吗?”
              
    “没有,是学校分配的。”
              
    “你,你功课好吗?”
              
    “我是全优生。”
              
    “……那为什么分了你,别人没来?”
              
    “没人愿意来传染病医院,怕找不到对象,但是当时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福燕笑着说,不紧不慢。
              
    看护过200个艾滋病人的护士长
              
    1984年,高中毕业的福燕参加高考,分数超过了北京建工学院的录取线,连档案都提走了,但最终却没被录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分到北京友谊医院的护校,可能因为我填写的是“服从分配”。
              
    后来的日子证实,福燕服从的不仅是分配,更是命运,这个无意中走进的专业,命中了她的特长,恰当地说,是福燕人性的特长。
              
    “实习的时候,有个带我的老师,她高高的个子,人很文静,穿着白裙子走在病房里真像个天使,在我们眼里,她给病人端便盆和拿着病历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做护士挺好的。”
              
    三年之后,毕业分配开始,没人愿意去。“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现佑安医院),女孩子的理由是充足的,女孩子的眼泪也是有效的,“以后找不到对象怎么办?”老师于是找到了福燕。
              
    福燕说,老师知道她已经有了一个同样学医的男朋友,因此不担心嫁不出去,“老师还说,咱们不能把成绩不好的都送到传染病医院呀!让人家觉得咱们护校的质量那么低。”于是,身为“全优生”、和一个放射科男生定下终身的福燕,走进了被病毒、细菌包围的天地。
              
    古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智。”福燕接下的算不上是“大任”,但“心智”和“筋骨”确实先行了。
              
    1996年,佑安医院修缮,病房减少,所有能转院的病人都走了,只剩下艾滋病人没有地方接收,医院为此建起了一处临时病房,收留这些被亲人乃至社会抛弃的不幸者。和护校的老师一样,医院领导也首先想到了福燕,福燕没犹豫就答应了,她惟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干好?”
              
    福燕在怜惜和陌生中开始了艾滋病护理生涯,她说因为每天回去都要看业务书,刻苦不刻苦自己已经意识不到了。而6岁的女儿对艾滋病的了解却证实了福燕的投入。“她跟人家一板一眼地说艾滋病,从传染途径到预防办法全知道,我吃了一惊,她说:‘妈妈,都是你在家说的呀!’”到目前为止,福燕成功护理过的艾滋病人已经超过了200人,她也因此成了“全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先进个人”。
              



  



    “见了那么多艾滋病,也习以为常了吧?”
              
    福燕说,她还是总想起第一次见到的那个艾滋病人,“他就是怕别人知道,他宁可自己在家消耗着,也不敢进医院,其实,要是能早一点来,他能少受多少罪呀!”说话时,福燕的痛惜就写在脸上。
              
    用真心和假话编织爱心的女人
              
    1854年至1856年,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当时身为护士的南丁格尔主动提出申请,志愿前往战地看护受伤的战士。女人的加入削减着战争的血腥,在南丁格尔赴战场的半年时间里,伤员的死亡率从原来的50%下降到了2%。南丁格尔——这个和爱心同在的名字成了后世护士的楷模。艾滋病病房和战场一样,给了福燕更多施展爱心的空间。
              
    在福燕的书柜里,放着一本翻旧了的英文字典,这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艾滋病人留给她的。拿出书的时候,淡淡的伤感围绕着福燕。
              
    这是一个在义务献血时被查出“hiv感染”的年轻人。住院之后没几天,原来单位的同事就结伴来医院看他,走进医院大门时,他们随便问了句:“感染科在哪儿?”给他们指路的人很奇怪:“去感染科干嘛?那是专门收艾滋病人的地方”。说笑着的一队人马当时目瞪口呆。他们被吓坏了,没敢再向前走一步,就慌慌张张地逃出了医院大门,他们直接回到了单位,撬开了生病同事的办公桌、柜子,把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扔到门外,烧掉……知道此事的病人万念俱灰:“我没生病之前,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呀!”紧接着,工作、工资、医疗费报销等多方面的麻烦接踵而来,他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福燕。
              
   “当时是夏天,得挤着公共汽车去给他跑关系,让主管部门给他帮忙。”福燕每次都心力交瘁回到医院,“他每次一见我回来就问:‘怎么样?有希望吗?’其实,很多次我都是碰了一鼻子灰回来的,但是看见他眼巴巴的样子我真不忍心说实话,只能撒谎说结果不错,然后壮着胆子向他保证,我肯定能把事情跑下来。”这样的谎言一直说到病人的关系转到街道,医疗费用有了保证。这时,另一个让福燕不得不撒谎的事情又来了。
              
   “那天他从家里回来,就蹲在病房的门后面,怎么叫都不起来,也不说话,看到我进去,一下子失声大哭起来,他的家被洗劫了。”
              
    福燕第二次“越俎代庖”。
              
    她和病人的朋友当天就跑到病人的家,把破坏得不成样子的屋子收拾一新,把被拆坏的音响复原,清除掉被人故意洒在屋子当中的粪便,“我回来告诉这个病人说,其实没丢什么,就是一件衬衣和裤子……他满意了。”
              
    没有机会再回家的病人,带着被福燕收拾并且“粉饰”的美好去世了,对于一个知道自己死期的艾滋病人来说,哪怕是虚幻的美好也非常珍贵,他把自己的照片和英文字典送给了福燕——一个用假话和真心帮助过他的女护士。
              
    分不清“公私”的非职业人
               
    福燕说,奶奶活着的时候就对她说过,一个家是靠女人支撑的。女人可以有残疾,不好看,但是不能没有德行,不能愚蠢,这样她的家庭就有希望。
              
    福燕是家里的支柱,她说,其实丈夫很能干,但是出去办事儿的时候总是愿意让她跟着,也不用福燕说什么,但是他觉得这样心里有底儿。福燕自己带大的女儿,到现在一回家就腻着她,对这个整天欢天喜地的女孩来说,妈妈不多见的沉默是绝对的震慑,“她知道,妈妈一不说话就是生气了。”
              
    记者采访过程中,不时有护士进来请示,看得出福燕和她们很亲,像姐妹。福燕说,护士和她很默契,她只要在护士办公室探一下头儿,就算正在午休,护士们也会马上站起来,问:“护士长有什么事儿吩咐?”因为所有的护士都清楚,宽容的福燕护士长,对什么事情绝不宽容。
              
    从感染科出去的病人都有福燕家的电话,他们可以随时把自己的烦恼告诉福燕,然后重新鼓起活下去的勇气,福燕用自己的愉悦、信心和病人的沮丧、绝望做着交换。“其实,他们的情绪也影响我,病人告诉我,他的工作没了,看病的钱没了,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一整天都打不起精神来。”福燕也为这去找过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告诉她,她需要分清哪些是工作,工作是不需要投入情感的,她的情绪之所以受到病人的影响,就是因为她“太不职业”了。
              
    “干了这么多年,现在能分清工作和生活了吗?”
              
    “很难!”福燕很无奈的摇摇头。让一个温情的女人把对生命的救助和怜惜划定为纯粹的工作,永远只是书本上的理论预期。已经干了14年护士的福燕至今无法“公私分明”。这是医者的不幸,却是患者的大幸;这是心理的失败,却是人性的成功,福燕也因此最终没有说出一对艾滋病恋人的故事,“我怕你的报道一出来,他们就没法过日子了……”
              
    女人的母性是巨大的,有了母性的女人是伟大的。一旦女人的母性成为她所有感情的主宰,宽容、温柔、悲悯、慈祥乃至勇敢就是本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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