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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普通编辑到百万富姐

  一位下岗美术女编辑,到柬埔寨后,既把知识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又成了百万富豪。记者怀着浓厚的兴趣采访了她。“赵老师,你在中国是一个编辑,而今居然成了异国他乡的娃娃教师,你有什么感受呢?”她笑笑说:“书呆子说傻话,你不必为我的这种际遇频频感喟,如果我还在岗当编辑会有今天的成就吗?”随后她向记者畅谈她的经历及把文化当做产品经营的故事。      因为不安分,从北京到美国,又从富国到小国      1985年7月,我从南方某大学国画系毕业分配到北京某杂志社任美术编辑。作为南方小城的人,摇身一变成了首都的一名公民,我连做梦都不曾想过。我发誓要努力工作,否则太对不起我家的祖坟。但我是个不安分的人,工作3年后,觉得一眼望穿的人生不过瘾,于是1988年,随着出国潮,我下决心倾囊而出完成“理想”,放弃了那份令不少人羡慕的职业,多方筹措一大笔学费以自费留学的名义到了美国。      到美国后处处碰壁,流浪了15个月仍找不到工作。几经周折后,我总觉得日子过得很乏味,于是还清出国的债后,又回国重返杂志社工作。但一些同事常常奚落我,说我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就滚了回来,在工作上处处刁难我。      到了1992年底,由于杂志社不景气,很多同事到领导那儿告状,我觉得在中国和人斗,这种活法挺累的。于是我又有了出国的念头,到哪国去呢?当时正值柬埔寨大选,我从媒体了解到,在万众欢呼声中,国家将结束动荡不安,政府将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战乱后的柬埔寨深得国际间的关注与同情,那里的机会很多,同时那里创业的起点较低,所以我决定去柬埔寨找机会。      就这样,1994年2月1日,我从广州白云机场乘飞往金边的737客机到了柬埔寨。      靠毅力、靠文化挨过艰难的日子      到柬埔寨我租下一座老房子的一个小阁楼房间住,楼下是70多岁的房东夫妇,祖籍中国海南,已是第三代华裔了。我听了老太太的劝告,要想在柬埔寨立足,必须要学好当地语言,于是每天参加了两个小时的柬文学习,从9点至11点。其它时间,我要找一份工作交房租。      我到柬埔寨最大的银行——嘉华银行老板办的《华商时报》打工了,想尝尝在异国当美术编辑的滋味。但我结结巴巴幼儿园水准的柬语吓怕总编。秘书小姐是个华裔,一脸的同情,极力推荐我留在报社做了第一份工作——送报。3300柬币(相当1美金)一小时,早上5点半到8点半,完工后正好上柬文学校。      半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意大利人开的装饰公司做室内设计。由于工作出色,老板给我加了两次薪水,从周薪100美元到300美元,又到400美元,在那里我拿的工资最多。      我积蓄了一笔钱后,就想做买卖。我租了个门面,是在毛泽东大道的中段,这个门面算是金边市里较好的门面,当时就想作中国的生意:卖中国的日用品、百货、茶叶。这期间,我的绘画一直没有间断过。      经营了一段时间生意并不好,恰在这时,我与人合作的生意由于内部人为因素,出现了裂痕,生意大受影响,我的自信心也大受打击,于是我决定转行开个画廊,自己作画自己卖。      我的画廊是在1995年4月9日开张的,开始每天只有10多人光顾,生意很差,每天三、四十美金的营业额,连房租都交不起,那段时间我喝茶很厉害,每月是3斤茶叶,我不得不去打半天工,晚上7点到8点半在店里教小孩画画,每晚11点才休息。熬了一年后,生意仍无起色,就感到懊丧,脾气变得很暴躁,也忽略了对自身的关照,后来发展到每月喝5斤茶叶,以茶消愁,但是结果更糟,终于导致一场大病。      就在我最艰难的日子,一位当地知名的华裔富豪光顾了我的画廊,看到我的作品,聊了一会儿,老华裔决定花1万美金把我的画全买下。我很感激老华裔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有了这点资本,我就在1995年12月把画廊搬到金边最繁华的街道干隆街营业,因为我曾经在这里数过,平均每天经过的人数是原来画廊的15倍!而且正逢很多新的华人移民到柬埔寨,加上原来不少熟客,所以生意越做越旺,很快情况就改观了。到了1996年底,画廊苦战了一年半后,我也有了近20000美元的存货,还收藏了价值挺高的名人书画,又花了1万美金在金边市较繁华的街道斯大林大街买了一间木房子。      把中文当成一个产业,我成了百万富豪      1997年泼水节,我在金边市一幢中国式的茶楼喝早茶,唤来了清香的铁观音和点心;一面慢慢地饮,一面仔细翻阅随身携带的几本中文杂志。      才读了一会儿,一位年过5旬的妇女便前来搭讪:“这些杂志,可以借我看看吗?”她自我介绍说,她是金边市正统华校——瑞华中学毕业的,她是不折不扣的书虫,几乎天天都泡在小说堆里。自从战乱后,华校关闭了,华文书店也跟着一间间地消失了,要读要买华文书,简直比登天还难!说话时她的目光正热切地盯在我手中的华文书上。我一递给她,她立刻贪婪地读了起来。约莫过了一盏茶工夫,才恋恋不舍地还我,说:“好久没看华文书了!”      这妇人的举止,使我灵机一动,我何尝不开一所华文学校呢?      我决定先到市场上去深入调查和了解,结果证实,随着柬埔寨形势的稳定和开放,中文和英文一样重要。我从书店、书摊儿上了解到,中文书售价极高,一本小学生汉语字典要卖10多美金,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有点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书摊,以每天收1700柬币(约合美金0.5元)的费用,出租华文书。想看书的人付不起那笔昂贵的租金!      再到华人协会了解,会长告诉我,在1975年以前,华校遍布全国各地,不计其数的华裔,都有接受正规华文教育的机会。然而,由于打仗,学校停办,华文教育断层了20多年,全国只有一所初级中学。随着国家的稳定,人民对知识的学习如饥似渴,私人补习班纷纷开设,学习华文的人也日益增多,但学费越来越贵,已高达每小时六、七千柬币(相当于2美金),比英文贵出近一倍。会长最后说:“你办个华文学校吧,柬埔寨教育市场的前景可是大得不得了啊!”      我再作深层分析,华文之所以在今日开放的柬埔寨日益吃香,主要原因是它与经济的发展紧密挂钩。近几年,台湾许多商家、内地的国有企业及私人老板纷纷到柬埔寨设厂发展,诸如制衣、鞋厂、日用品制造厂、海产加工厂、电单车制造厂等等。在聘请员工时,厂家都优先录取兼懂柬文、英文与华文的应征者。由于这些外资公司的薪水比当地厂家高出三、五倍,所以,求职者趋之若鹜,华文的经济价值骤然提升。      市场摸清了,我心中有了数,于是看准了就干。我决定停办画廊,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办华校。由于政府鼓励办学,所以没有费多少心机,“依春华文学校”就在家里开张了。头一步是艰难的,为打出学校的牌子,我决定半年内免费教学,对愿意学习华文的人分文不收,还要包教包会。      头半年我投入的积蓄没有分文收入,由于手头紧,为省下电费,我自己住的房间连电风扇也舍不得买,喜欢喝茶的习惯也戒了,把一分一文资金用在学校开办上。没有钱做广告,我只好自己用毛笔将招生广告词写在白纸上,趁着天黑没人看见,偷偷地贴到马路旁的电线杆上,到居民楼里将广告一张一张地贴出去,我也知道这种做法欠妥,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没想到真管用,广告贴出去后,登门求教者越来越多。我自己的房子不够用,为满足更多学生需要,我便向邻居租了一间,起先是我亲自教,平均每天教学长达12个小时,学生们在课堂上老师长、老师短地叫我,渐渐地学生多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便从国内请了一些知名的退休教师来和我一起教。      柬埔寨华人协会每半年要举行各个学校的中文考评,柬埔寨的民众非常重视这个考评,我所教的第一批学生半年后参加考试成绩囊括前5名。骄人的成绩在金边市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地人看到我不仅名声响而且确实教学有方,一传十,十传百,学生越来越多,学校越来越红火,一下发展到500多人。教室不得不加座。      半年后,我开始收费了,按当地的行情收半价,每人每小时收费3300柬币。在柬埔寨流行一种说法:“学华文的孩子不怕没饭吃。”因此,越来越多的父母热衷送孩子去学华文。我是众所公认的“名师”,许多家长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的名下学习。      1999年底,从我的华文学校培训出去的学员已达2500人,他们初步掌握了华语,中文成了他们谋生的工具。当我看到这些柬埔寨人从我这里学到的知识,能为他们的谋生有所帮助时,感到自己的生命在升华。细算一下,每人学费约50美金,我也赚到了12万美金。      最后,赵依春很平静地对记者说:“虽然我有了10多万美金的收入,但这对于我只是刚刚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开始,要让更多的柬埔寨人懂得华文,把它当成一个产业来经营,还要做很多事情,要拿出更好的思路,需要不懈的努力。”她说她打算回国内招聘一些优秀的年轻教师去帮她教学,她的最高目标是:把它办成东盟十国最好的华文学校。我祝她在柬埔寨把事业做大,并找到爱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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