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管各下解决就业问题
实现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距离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依然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我国正处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多重转换过程中，由此也导致了我国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这主要表现在:城镇失业与农村失业共存；显性失业与隐性失业共存；高学历失业与低学历失业共存；等等。因此，要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用创新思维重新认识就业问题的本质特征，从而找出解决就业问题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首先，解决就业问题要树立新的全局观念，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存在着"三强三弱":即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力度较强，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力度较弱；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力度较强，解决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力度较弱；国家扶持再就业的政策性较强，但地方执行力度却较弱。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我国缺乏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各地各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致使执行政策的力度强弱不一。因此，树立全局观念，把城乡劳动者的就业问题统筹考虑而不是区别对待，有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也能够使政府的扶助政策落实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劳动者身上。这不仅是建立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也是全体劳动者劳动权利平等的具体体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反思重化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从比较优势出发，适当放缓重化工业的进程，重点投资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促进就业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在加快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过程中，真正为非公经济的发展解忧松绑，充分发挥它们吸纳就业的潜能。要在政策上鼓励和保障金融机构加大对非公经济的融资力度，增强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能力。当前特别要杜绝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应该在增加政策的操作性上多下功夫。
其次，要把解决农民工就业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统筹安排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面对复杂的就业形势，客观地讲，城镇职工的就业问题、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等都十分重要。但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将会表现得十分突出和紧迫。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全国的城市化率已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经验证明，全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有大约1500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转入城市，必将对城镇的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但是，目前的劳动力管理体制依然还处在严格的城乡户籍分离的传统体制之中，由此也滋生出诸多的问题和矛盾。一些流入城市却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由于处在城市劳动部门扶助的范围之外，而演变成所谓的"盲流"，一些生活陷入贫困状态的人则铤而走险，对城市的治安产生严重的威胁。即使是一些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由于缺乏劳动知识和技能，就业岗位也难以稳固，经常处于半工作半游离的状态。可以说，如果不把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来抓，那么我国的就业形势就难以得到真正的改善。
最后，要正确理解并解决好科技进步与增加就业的关系。当前，科教兴国、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有些人担心，科技的进步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对解决就业问题无所裨益。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给了这种疑问一个否定的回答。比如科技发达的美国，近五年来有7000多个传统岗位消失，但却有8000多种新岗位诞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新型工业化和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并不矛盾。在知识经济已经滥觞的今天，要特别重视发挥教育和培训的就业功能，充分认识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
首先，解决就业问题要树立新的全局观念，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的协调发展。目前我国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存在着"三强三弱":即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的力度较强，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力度较弱；解决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力度较强，解决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力度较弱；国家扶持再就业的政策性较强，但地方执行力度却较弱。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我国缺乏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各地各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致使执行政策的力度强弱不一。因此，树立全局观念，把城乡劳动者的就业问题统筹考虑而不是区别对待，有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也能够使政府的扶助政策落实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劳动者身上。这不仅是建立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也是全体劳动者劳动权利平等的具体体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反思重化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从比较优势出发，适当放缓重化工业的进程，重点投资关系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和促进就业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在加快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的过程中，真正为非公经济的发展解忧松绑，充分发挥它们吸纳就业的潜能。要在政策上鼓励和保障金融机构加大对非公经济的融资力度，增强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能力。当前特别要杜绝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应该在增加政策的操作性上多下功夫。
其次，要把解决农民工就业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统筹安排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面对复杂的就业形势，客观地讲，城镇职工的就业问题、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等都十分重要。但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将会表现得十分突出和紧迫。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全国的城市化率已从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经验证明，全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有大约1500万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转入城市，必将对城镇的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但是，目前的劳动力管理体制依然还处在严格的城乡户籍分离的传统体制之中，由此也滋生出诸多的问题和矛盾。一些流入城市却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由于处在城市劳动部门扶助的范围之外，而演变成所谓的"盲流"，一些生活陷入贫困状态的人则铤而走险，对城市的治安产生严重的威胁。即使是一些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由于缺乏劳动知识和技能，就业岗位也难以稳固，经常处于半工作半游离的状态。可以说，如果不把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来抓，那么我国的就业形势就难以得到真正的改善。
最后，要正确理解并解决好科技进步与增加就业的关系。当前，科教兴国、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有些人担心，科技的进步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对解决就业问题无所裨益。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给了这种疑问一个否定的回答。比如科技发达的美国，近五年来有7000多个传统岗位消失，但却有8000多种新岗位诞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新型工业化和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并不矛盾。在知识经济已经滥觞的今天，要特别重视发挥教育和培训的就业功能，充分认识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所在。